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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路,做新人——张謇的意义(二)  

2017-06-26 14:57:4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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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对于科学的认识与信念也远比中国同时代的某些思想家强,至少比梁启超、张君劢等人要强。

1919年,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参加巴黎和会后考察了欧洲的一部分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国民生计的困窘以及思想的混乱,动摇了梁启超等人对科学的信念。他们宣称“科学进步”破产了,要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救济西方文化的弊端。丁文江、胡适等人抗声而起,与梁启超、张君劢等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就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著名的“科学与玄学之争”。在这场争论中,张謇持和丁文江、胡适等人一致的立场。他认为“中国还在萌芽状态,奖进还来不及,哪里可以疑难摧残。”“文明完全是科学的结果所造成,哪里有物质和精神的区别,绝不能拿人类残忍贪欲的罪恶,硬加在科学的进化身上。(张孝若著《最伟大的失败英雄:状元实业家张謇》P216

有一个具体的例子,也能看出张謇的科学精神。当时,中国也参与对德国的宣战,按惯例,宣战后,应将敌对国的侨民遣送回国。张謇晓得留华德国人中,有不少是科学专家,于是向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恳切陈请,留下了十多名德国专家在中国工厂和学校继续工作。欧战结束后,德国战败,有些人就觉着德国不行了,不用再向德国学习了(此前,中国的新派人物,如李鸿章、袁世凯等一直是主张学习德国的工业、教育和军事的),张謇却认为,德国的科学文化水平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绝不以在军事外交上的失败而摇惑减色。他觉得中国应趁这个时候,引入更多的德国科学家。

梁启超不是一个守旧的人物,他是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之一,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精神领袖,还是近代推崇科学精神的思想大家,是他最发现先秦诸子中墨子的科学价值的。但他为什么在此时动摇了对科学的信念呢?

深入分析下去,会发现,他那一类的中国思想家,基本上是从表面效果看问题的,所谓表面效果主要是政治军事效果,哪个国家军事上打了胜仗,哪个国家的一切便是好的,不论其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科学文化便均是可以学习的。所以,日本打败了中国,他们就主张向日本学习;德国打败了法国,就向德国学习,如今,德国败了,自然就不用再向他们学习了。这种思维习惯其实仍然是中国旧式的思维习惯“政治中心主义”也就是“官本位”的延续,这种深刻的思维惯性使得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本质以及科学精神的本质缺少真正的认识。于是,尽管他们有旅欧的经验,也有接受新生事物的灵活性,但是,在灵魂深处并没有建立起对现代科学与文明的真正信念,稍有个风吹草动,就不自觉地回归到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即“官本位”)的老路子上了。这种现象用一句东北民间俗语“眼皮浅”(见解肤浅)来形容颇为传神。迄至今日,“眼皮浅”仍是中国人主流的思维方式,君不见,仅仅因为改革开放后挣了几个小钱,刚满足温饱,某些人就膨胀得不可一世,以为可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了,西方世界的一切都过时了,云云!

对比梁启超的肤浅与动摇,张骞的深刻与坚定显示出他对新道路的深刻体认。笔者以为,张、梁之间的差异某种程度上是由他们个人的经验所造成的,梁启超究其一生,只是个依靠文献做学问的人,他固然有对新生事物的敏锐,有丰沛的接受新生事物的感情,但他自己从来没有亲自做过自然科学研究,没有亲自办过铁路、工厂等现代实业,因此,对科学本身是缺乏刻骨认识的。张謇则不同,他亲身办实业,对机器、冶金、纺织工艺、现代建筑、现代水利技术,都亲自做过深入研究,这些经验使他真正理解了科学的巨大力量,因而他的信念远比梁启超要坚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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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是真正具有现代节奏的的中国人。他一生只活了七十三岁,四十三岁之前奔波于宾幕与科举的谋生路上,真正用于创办现代事业的时间只有三十年。但在这三十年间,他创办了数百项现代事业,平均每个月就创办一项,有多项是中国第一。办的事多,兼的职也多。晚清时,他担任过商部头等顾问官、中央教育会会长、中国图书公司总经理、江苏咨议局议长、江苏商务局总经理,江苏铁路公司协理,以及多所书院的院长。进入民国后,他担任过孙中山临时政府的实业部长、北洋政府的农工商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国际税法平等会会长、中国银行股东会会长、中华农学会会长、中国矿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等等。如果认真考究下去,所兼的头衔恐怕也有数百个之多。

这是多么饱满的人生!

多么有高效率的人生!

他告诉我们:一个人竟然可以做这么多有益的事情!

 

笔者以为,他之所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来拼搏,和他深切地体会并融入了现代世界那飞速发展的时间体系有关,他已经了解到,当时福特公司每8分钟就能生产一辆汽车,中国如果不加速奔跑,就永远赶不上现代化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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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来讲,搞现代化是先启迪民智,等人民普遍有了现代意识后,再推广现代制度,还是先建立现代制度,再逐渐将人民培养成现代的公民,这是在实践和理论上都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实际上,确实通过改良和革命,建立过数次的新制度,但都因为当局者和主体民众仍以旧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又回归旧路,可谓屡起屡踣,搞得问题似乎成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了无解!

张謇先生的一个案例让笔者找到了确定的答案。

 

张謇先生自己没有留过学,他一生以此为憾,便将唯一的儿子张孝若送去美国留学。张孝若在美国留学时见过汽车大王福特,福特跟他讲:“有了汽车,自然就会造路。”他回来后跟张謇讲了这句话。张謇说:“这是汽车老板的话。我以为,一定要先有路,然后才想去买汽车。”他在南通大修公路,修了五百里的公路,创办了公共汽车公司,导致一个小小的南通县,竟拥有了一百多部汽车。据身经其事的张孝若讲,不仅在江苏省,就是在全国,恐怕也没有第二个地方了。

 

造出新路,自然就有了新人!

这就是张謇对制度与国民性之争的答案!

 

笔者是极其赞同这个答案的。

现在有个词叫“路径依赖”,言制度对个人行为的刚性约束。这话成立,只要老路在,新人也会走老路的。但如果你修起了新路,旧人也会走上新路,从而变成新人!

 

世上又总是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建路的,一种人是走路的;建路的人总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是走路的;只要建路的少数人把路建对了,大多数人不论新旧对错,自然会跟着走的。

张謇就是这样建新路的人!

 

当然,拓建新路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张謇创办这么多新事业,多次经历挫折与绝望,也发过牢骚,流过眼泪,但他终于坚持下来了。

他秉持的信念简单而坚定:“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已经陷入绝望时,他说过:“即使诚终不达……亦足使天下后世尽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转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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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创办了那么多的现代事业,除了盈利的企业之外,那些不盈利的公用事业,如学校、博物馆、医院等,都是由其个人出资建立的,由于他总是将挣到的钱都投入到公用事业上,以致于和他一起打拼企业多年的亲哥哥张詧(chá)对他都有意见。

 

《张謇评传》的作者卫春回教授统计过张謇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开支。1926年以前,大生一厂用于赞助公益的部分总计69.11万两,占实际分配利润总额的5.46%,这还不包括企业在其它费用中附支和无法明确统计的部分。“如果用社会贡献率指标来衡量的话,1926年以前大生一厂的年平均贡献率为9.91%,其比例之大在中国近代企业史上是极罕见的。”卫教授评价说,“就此而言,张謇实在不是一个标准的资本家,他的经营活动背离资本主义重要的经济法则,即用有限的利润去支撑庞大的不以获利为目的的社会改造工程,这必然就会影响企业本身的利益和发展。(《张謇评传》P331—332

当时的南通,已经成为今天称之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现代城市,这个现代城市的一切,几乎靠张謇一个人在支撑着。当时就有人指出:南通的事业是个倒置的金字塔,“塔下博而上尖锐,设倒置之,则不稳,必倒无疑。”

1922年以后,北方军阀混战使大生纱厂的产品市场受到影响,同时,南通兴起多家纱织厂,纱锭增加了一倍,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导致纱布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大生纱厂开始进入亏损,到1924年,亏损总计超过600余万元;1925年,大生的债务增至906.9万两,占资产总额的65.7%,张謇被债主包围。1925年7月,上海的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债权人组织的银行团全面接管大生企业,张謇虽保留董事长的名义,但实权已转至江浙财团手中。

30年之心血获此结局,张謇之心情十分悲凉,在致朋友的信中他写道:

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尤不幸而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志愿;致以爵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虽三十年前,反复审虑,投身实业、教育二途,一意孤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而幸而利,幸而成,又辗转而至于钝,几乎败,亦可已矣。而苦不能已,则以教育根本未完,实业替人未得,尚不可为陋巷箪瓢之颜子,即不得不仍为胼手胝足之禹稷也。(卫春回《张謇评传》(上)P167)

文中有感慨,也有牢骚,但更多的是继续奋斗的精神。仍然以最初创业时的激情和工作强度奋斗在工作一线。

1926年夏天,天气炎热异常,已七十三岁高龄的张謇甚感不适,7月31日发烧,但第二天他仍抱病巡视治河工程。回来后终于不起,8月24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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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之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以前每读到此,总不以为然,受所谓唯物史观的影响,觉得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使用那么广泛的建房、用火技术怎么可能是一两个圣人发明的!必是群众的集体创造,后人在传说中将其神化某些个人身上,杜撰出“圣人”这个概念。那时我是不相信有所谓“圣人”的。

 

这两年来,研读张謇先生的事迹,并亲赴南通考察。现在的南通夜间已是灯火通明,马路上车水马龙,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堵车。眼前这么繁华热闹的景象已让我们想象不出当时它没有汽车、没有电灯的样子了。在那一片黑暗的旷野中,是张謇引入了公路、汽车、电灯,凭一己之力建起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城市。

是的,是一个人,不是说没有人帮助他,而是说,如果没有他领头坚持这么做,一切就都不会发生。所以,他是圣人!

凡为生民开拓新路之人,均是圣人!

 

也许未来史家可以如此记述:

   “朦昧之世,人民孱弱,聚农为生,耕织之力仅及果腹蔽体,夜以油灯照明,不可行于风雨之中。民之至望,科举求官,出人头地,出行则以轿舆为尊,驭人类如牛马,如此者万千年余,未有变焉。有圣人作,名曰张謇,乃筑新城、办纱厂、建马路、买汽车、通电灯、用电话,一厂所产之纱布可庇半壁天下之寒生。民悦之,其时,王政已覆,民主大兴,不再以王号之,而颂张謇为:‘中国现代城市之父!’”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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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坐像

南通张謇故居濠阳小筑院内张謇的坐像,饶有深意,仿佛是百年的等待,又仿佛是前辈温暖的激励。

摄影:李寻/相机:NIKON D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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