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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以黑暗对抗黑暗—— 读《韩非子》札记(一)  

2016-06-28 09:12: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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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寻

1

    以黑暗对付黑暗,带来的只能是更沉重的黑暗!这是我读完《韩非子》后最强烈的印象。

    但是,《韩非子》是必须读的,不读《韩非子》,就不知道中国传统思想黑暗的深度。

2

    韩非子的全部思想出发点就是尊君,先秦诸子没有不尊君的,但没有像韩非这样尊君尊到无以复加的绝对程度的。

    首先,他认为只要是君就得尊,无论这个“君”是好是坏、是贤是恶,哪怕像夏桀、商纣这种公认的恶君、暴君,也得“尊”;因为在韩非看来,这些人和推翻他们的商汤、周文一样,都是君,没差别。商汤、周文能推翻夏桀、商纣,不是因为他们贤,而是因为他们更恶;不是因为他们有道德优势,而是因为更善于使用阴谋诡计。即他所说的“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韩非子·说疑》P637

    其次,韩非认为,在君主面前,“臣”与“民”均是猪狗草芥之类的东西。他们活着就是为了任君王差使奴役的。他明着说:“能治住臣下的,就是明君;能听话干活,尽心尽力拥戴君主的,就是贤臣”(原话是“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韩非子·忠孝》P740)这种定义,完全抽象掉了对“君”“臣”各自独立的道德要求,只从听命与服从的角度定义社会角色,将权力关系绝对化了!

    而且,他还明确地认为:“仁义道德”是导致国家危险的因素,人君不能讲仁义,一讲仁义,国家必将危亡,《韩非子》全书都浸透了这种精神。

    臣是什么呢?他说“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韩非子·内储》P339)“民”对“君”的意义是什么呢?韩非说得赤裸裸,“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韩非子·六白》P658)说白了就是:人民对于君主的意义就是和平时出力干活儿;危难时,就去送死!这完全是赤裸裸地以人民为草芥!与韩非子同时代的儒家、墨家、杂家,均不能接受这种赤裸裸的对人民的践踏,何况我们今天这些现代人。

3

    其他先秦诸子,从儒家的孔子、孟子,到法家的商鞅,杂家的吕不韦,都是想找一个“明主”为其服务,也就是说他们对“君王”的人品、能力是有要求的。只有韩非对“君主”的素质不提任何要求,相反,他提出的办法,就是为“庸主”服务的。他说,像尧、舜、汤、武这类的明主是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桀、纣这类的昏君也是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一般人碰不上,作为一般人只能为智力水平一般的“庸主”或“中主”服务。怎么才能让智力水平一般的庸主也能管住大臣和百姓呢,这就要使用“法”了。

    法是什么?就是关老虎的笼子,人是打不过老虎的,但有了笼子,胆小怯懦、力气单薄的人也能制住老虎。同样,法令也不是为曾参这类贤人制定的,而是为盗跖这类强悍的人制定的,有了“法”,智力平平的庸主也能控制盗跖这类的强人。(原话为“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韩非子·守道》P298)“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韩非子·用人》P302))

    孔子、孟子都认为,国君必须是有道之人,无道之人当国君,一定会乱国,让国家、人民受罪。对待平庸的“庸主”或“中主”,他们的观点是:第一,教之,使庸主能办明主办的事;第二,废之、换人,另投有道之明君。

    韩非则提出另一条路径:死保,不管这个“君”多么浑、多么庸,都是君,都得保,而且,他的所有学说就是为了保这类“庸主”而设计的。他的目的已不是国泰民安,而是君主能安享权力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将君主地位推到如此绝对化的,只有韩非一人。由此,我推测,后世广为人知的“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训条是来自韩非,而非儒家。

4

    韩非不仅树立了君主至上的理念,而且身体力行地践行这种理念。在先秦诸子中,韩非是著述最多的人,在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他是在书斋中埋头著书的,所以,他的文章均是长期苦心经营、下功夫做的结果。其他诸子多是即席对话,简单地说理;或一时兴起,滔滔大论一番,都是在外界触发条件激发下才产生的。

    韩非不是,他长期沉思默想,发明三种独特的文体:《说林》《储说》《难》。从《说林》和《储说》这两类长篇文章看,是精心收集过各种资料,条分缕析,按不同主题含义重新组织起来的作品,构思严密,耗时甚多。《难》体则充满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挑战精神,对一切传统中的神圣事迹全给予相反的解释。可以说他的毕生精力全贡献给为君王、主要是为那些平庸的君王提供统治技术上了。

    一个平民书生,明知自己是当不了国王的,可却彻头彻尾、殚精竭虑地替国王思考如何统治大臣、如何统治人民的各种方法,比国王本人想得还精还细。

    他的动机是什么?

    商鞅解释为这是“名利”之欲,韩非想必也同意。

    用现代的心理学理论来解释,就是韩非被自己的“本我”所控制了,他的本我“力比多”是强烈的成功欲,而这种成功只有依靠君王才能实现,既然依靠君王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么,全心全意地替君王着想便是唯一的进身之阶。

    这可能是传统文明中,绝大多数读书人的想法和做法,他们都梦想着“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朝为田舍郞,暮登天子堂”,韩非不过是千千万万奔走在这条道上的书生之一,只不过他是最极端、最绝决的书生,把一切献给君王还不够,还要把书生最后那一点私利(挟艺以售)也要献给君王。

    按照过去贴阶级标签的作法,韩非的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奴隶思想,身为奴隶,却事事替奴隶主着想,真是自我奴役至骨!

5

    韩非出生在战国晚期,其时,先秦诸子各派思想均已创立,因此,从独创性角度来看,韩非是缺少原创性的,他的思想都是继承前辈思想家的。

    他继承了道家的以阴克阳的阴谋学说,继承了荀子(儒家)的“性恶论”,继承了法家各派的思想,如商鞅提出的“法”、慎倒提出的“势”、申不害提出的“术”等等。

    他的贡献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这一切学术都推到了极端化。

6

    荀子是提出了“性恶论”,但韩非将这一理论的推广与运用恐怕让荀子本人也会瞠目结舌的。

    韩非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利害与算计,父子、夫妻之间也是如此,更别说君臣之间了。

    举两段《韩非子》原文的例子:

    且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为后而子为主,则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君,而擅万乘不疑,此鸩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人主弗知,则乱多资。故曰:利君死者众,则人主危。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韩非子·备内》P160-161

    (【译文】 拥有万乘兵车和千乘兵车的君主,他们的后妃、夫人和嫡亲儿子中做太子的,也有希望他们的君主早死的。何以为证?有,妻子,与丈夫本没有骨肉间的恩情,相爱就亲,不相爱就疏远。俗话说:“母亲漂亮儿子就受宠爱。”那么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母亲到老了,变难看了,儿子就被疏远。男人年至五十而喜好女色的兴致还不会减弱,女人一到三十岁美色已经衰退。美色衰减的女人已经无法侍奉好色的男人,女人就会被疏远和贱视,她的儿子会怀疑自己不能做王位的继承人,这就是后妃、夫人希望她的君主早死的原因。只要母亲做太后、儿子做君主,就能让这对母子始终说话算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太后和君主的男女欢爱并不比老君主在位时有所减少,这就是那些以在酒中下毒药、绞杀行刺这些手段对付自己君主丈夫或父亲的原因。所以《桃左春秋》一书说:“君主因疾病而死的还占不到死亡君主总数的一半。”君主不懂得这个道理,奸臣作乱就会有更多的凭借。所以说认为君主死了对自己有利的人对君主就危险。因此王良喜欢马,越王勾践喜欢人,是为了战争和奔驰。医生善于吮吸别人的伤口,吸出别人的脓血,不是与别人有骨肉亲情,是利益加在这种行为上面。因此造车的人制造成车子,就希望别人富贵;造棺材的人制成棺材,就希望别人早死。这不是造车的人仁德,制棺材的人狠毒。别人不富贵,那么车子就卖不掉;别人不死,那么就没有人买棺材。本意并不是憎恨别人,而是因为利益就在别人的死亡上。所以后妃、夫人、太子的私党形成就希望君主早死;君主不死,那他们的权势就不会加重。他们的本意不是憎恨君主,而是君主死亡就是他们最大的利益。因此君主不能不留心那些认为自己死了对他们有利的人。)

 

    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P408

    (【译文】 人在小孩的时候,父母抚养他若是马马虎虎,孩子长大以后要埋怨父母;孩子壮年时期,供养父母微薄,父母就恼怒责备他。儿子和父母是血肉至亲,但也有责骂和埋怨,都是因为各自怀着相互依赖的心理而认为对方不能周到地照顾自己。雇佣雇工来播种耕耘,主人花费家财、准备好的饮食,挑选布币交换钱币来付报酬,不是喜欢雇工,而是像这样做,雇工耕地将会深耕,锄草才会精细。雇工尽力而快速地耕田耕地,使尽技巧整理畦埂,不是因为喜爱主人,而是这样做,饭菜才会丰盛,钱币将会容易得到。主人花功夫善待雇工,父亲用心思照顾儿子,都是怀着为自己打算的心理。所以人们办事和给人好处,如果从对自己有利着想,那么关系疏远的人也容易和好;从对自己有害处着想,那么父子之间也要分离而且埋怨。)

 

    既然父子、夫妻(不论社会地位如何)之间都要如此算计,那么君臣之间就更是这样了。韩非说“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韩非子·饰邪》P184)“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韩非子·备内》P159

    客观地说,韩非所揭示的是实情,但那只是人性中阴暗的那一面;人性不完全只有阴暗面,也有光明的一面。并不是所有的老婆都盼着老公早死,不是所有的儿子都盼老爹早死。但韩非完全看不到,或者不相信;他拒绝看人性光明的一面,片面地强调人性的阴暗面。以此为基础,将政治描绘成完全尔虞我诈、互相算计的场合,让君臣关系一上来就是互相对立、互相算计的敌人关系。他的这种思想曾遭到过当时儒家学者孟子等人的批判,儒家学者指出,一个国王,如果上来就以臣下为敌,那必败无疑,再怎么着,一个人也算计不过成百上千人。

    可韩非一意孤行地坚持自己的“算法”,大概,他认为,只有制造出这种悚人听闻的恐怖场景,才能让君王们接受他提出的控制臣下的技术。

7

    韩非为君王提出的治人技术也无非“势、法、术”三方。要强调说明,这都是“治人”或“整人”的技术,不是“治国”的技术,因为在韩非的思想中,只有君、臣、民的概念,“国”这个概念有,但最不重要,他全部思想的核心是君王至上,帮助君主治住了臣和民,“国”呀,“天下”呀,就自然好了,其实,“国”与“天下”好不好不重要,只要君王好就行。

    所谓“势”,就是“权力地位”,韩非并没有追问权力是如何出现的,只是承认权力地位的极端重要性,他发现一个人即使再有才华,再贤明,如果没有权力,也治不住宵小之辈,原话是:“夫有才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韩非子·功名》P310)也就是说,尽管夏桀这等昏庸残暴的人,因为有了权力地位,全天下人也得听他的;而尧虽然是贤德的人,但当他是个平头老百姓时,连三户人家都管不了。可见权力地位是多么重要,没有权力,就什么都不是了,人主(国王)能否成为人主,不在于贤与不肖,而在于有权力与否,简单地说,权力地位就是一切,人主(国王)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为了保住权力。因此,韩非强调,人主(国王)的权力只能属于他个人,不能与大臣分享。“君人者,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也 。”(《韩非子·喻老》P226

    臣下之饰奸物以愚其君,必也。”(《韩非子·难二》P586)就是说大臣必然要欺蒙国君,这是他们的天性,所以“人臣太贵,必易主位”(《韩非子·爱臣》P30)“人主安能与其臣共权以为治”(《韩非子·外储说右下》P501),总之,韩非的所有著作,核心就是如何限制大臣、防范大臣的技巧,这些技巧就是“术”。

    除了“术”之外,人主(国王)还得治民,治民用的是法。

    关于“法”与“术”,韩非的定义简洁明了,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P587

 

    简单地说,人君之所以成为人君,就是因为有权,所以,人君最重要的目的是守住权位,守住权位的手段有二:一是“法”,这要公之于天下,因为是用来治老百姓的;二是“术”,这只能是深藏于人君心中的阴谋手段,是用来治大臣的。由此看来,他所谓的“法”只是人君保住自己权位的手段,与西方基于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基础上的现代“法”完全不是一回事。

    当代有些中国学者,竟将中国古代法家的“法”等同于现代“法治”的“法”,大谬啊!

8

    客观地说,韩非的文章中,有很多真理性的内容,人性确实存在那些黑暗之处;大臣们确实多怀有欺蒙国君、谋自己私利的行为;权力确实有那么巨大的力量;而国君要管住大臣和人民,也确实要用那些方法和手段等等。但是,他的最终结论是荒谬的,他是以黑暗对付黑暗,把人性推向更黑暗的深渊;以愚弄对待愚弄,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复有任何信任可言。

    韩非的文章,看似很讲逻辑,但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偷换逻辑,使他前面所有的真理性观念,通通转化为极端的谬误,不细读,还真看不出来他用心险恶之处。

    比如他说:“有国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贵其家;有道之君,不贵其臣;贵之富之,彼将代之。”(《韩非子·扬权》P65)这话前两句的意思是心中怀有整个国家的君王,不用把都城建得那么大,因为全国城邑都是他的,要一视同仁;有道的大臣,不应让自己的家族显贵,因为要办好公事。接下来,按逻辑讲,应是“有道之君,不大其宫”,即有道的君王,没有必要大建宫室。可是,韩非却偏不这样讲,他偷偷地拐了个弯:“有道之君,不贵其臣”,宫还是要该“大”的,臣不能“大”,也不能贵,一切都是以君权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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