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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商君!——读《商君书》札记(二)  

2016-06-25 08:57: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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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代文明的立场来看,商鞅主义是野蛮的、邪恶的!它最根本的原则是否认别人有存在的权利、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只承认君主一个人有为所欲为的权力,为了君主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应该牺牲自己的欲望、放弃自己的尊严、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商鞅也会含糊地提到人类存在君主的目的是“求治”,可细究下去,他这个“治”就是人民无限度地服从君主的管理,无论君主的目的是什么!所谓天下大治,就是天下人都无条件地听从君主一人的话,无论这位君主的话是多么荒唐、无理!

    所以,商鞅主义是邪恶的!

 

    他们把自己的邪恶包装成人民的利益,比如秦始皇就说,之所以存在战争,是因为存在诸侯独立的国家,他灭六国是为了给人民带来永久的和平。

    可事实是,他灭了六国,但此后仍有战争;为了争抢这个独一无二的皇帝宝座,仍有血淋淋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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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君书》说“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商君书·第五篇·说强》)“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商君书·第四篇·去强》)

    他这套办法在很多情况下是顶用的,令贫者富,就是给新人机会,穷人有变成新富人的机会,就会加倍努力;而令富者贫,则是要剥夺一部分富人的财产,或者是让那些不干活的人的财富得不到增加。这个方法在很多情况下,是奏效的,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每次强大都是财产的重新分配。

    但这也只是在农业文明时代奏效,因为农业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无论怎样努力,财富总量没有增加,要满足穷人变富的欲望,就只能“打土豪、分田地”,瓜分富人的财产,这种“折腾”只是在存量财产基础上的重新分配,带不来新的增量财富。

    与此可以作为对比的是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一句话:“你们来到世上,是为了使这个世界更富有。如果忘记了这一使命,就是陷自己于贫穷。”

    威尔逊是现代人,表达的也是现代的财富观,那就是全民共同创造新的财富,在财富增加的过程中,调整贫富关系,实现穷人当富人的梦想!

 

    打土豪、分田地;再打土豪、再分田地,……如果反复令贫者富、富者贫,社会财富总量不会增加,社会永远没有进步,中国古代历史的停滞、苦难均源于此。

 

    人们共同创造新的财富,使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加,文明就会不断进步,就不必再以剥夺富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血腥的手段来满足另一部分人过上富裕日子的愿望,这就是现代文明的正确性、进步性,不可阻挡性之所在!

 

    商鞅和威尔逊对待财富的观念之差别,就是古代财富观与现代财富观的差别。

    用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商鞅和威尔逊之间的区别不是人性和道德的区别,而是生产力基础的区别。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就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观念及政治制度这类上层建筑。

    商鞅生活在农业文明时代,农业文明带不来财富的增加,当时的亩产数值是有极限的,有突不破的天花板;财富种类也很少,人们再努力,也创造不出新的财富,只能在既有财富基础上重新分配。

    威尔逊生活在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每天都在创造新的产品,新的财富类型,增加新的财富数量,因而,人们可以而且必须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创造新的财富;通过新财富的增加,实现过上富裕生活的梦想。

 

    农业文明是商鞅观念的经济基础;

    工业文明是威尔逊观念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是伟大的现代思想家,他是正确的,他揭示了现代文明进步的本质。

 

    人类已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甚至信息时代),商鞅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被彻底摧毁了!

 

    一切对商鞅主义的留恋和崇拜,只不过是旧文明垂死前的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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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现代学者,将商鞅塑造成为一位以身殉法的理想主义者,一度我也这么认为,但在认真研究了原始史料之后,我改变了这种看法,我认为商鞅的行为动机根本不是为了实现他的“法家理想”,而仅仅是投秦孝公之所好,以实现个人求名求利的追求。

    证据有二:一是商鞅见秦孝公后,并不是一上来就提“霸道”即法家这套政策办法的,而是先提出“帝道”“王道”等儒家那套办法,都受到秦孝公的冷淡反应之后,才提出自己这套“霸道”的法家办法的,假使秦孝公接受了“帝道”和“王道”的方法,那么,商鞅是否就会变成儒家了呢?很可能。他就像一个背着百宝箱的江湖郎中,你要什么药,就会给你什么药。

    他帮秦国变法,是因为秦孝公有裂土分封的许诺,秦孝公也兑现了这种承诺,封他为商君;他在秦国境内推行郡县制,却心安理得地接受诸侯制的封地,这和他的政治理念是矛盾的,说明,他不认为秦国能“王天下”“帝天下”,即统一天下,只能“霸天下”,为一时之方伯,而在这种格局下,他也理应建立自己独立的商国,这是他给秦国作出贡献理应得到的“利”,当赵良劝他辞掉封地,回归田园时,他拒不接受,因为他觉得这是自己理所当然获得的东西,没必要吐出去。

    从他对人之本性的理解上来看,他认为那些不辞劳苦、不惜牺牲生命,四处宣传自己主张的“士”人们的动机并不是忠于自己的理念,而仅仅是为了“名”,可见,在他的思想中,是不相信人会为了一种理念而献身的,人只会为了“名”“利”而献身,而他本人,在未发达之前,也不过是这个庞大的“士人”群体中的一员,他对士人行为动机的描写,也可视为其夫子自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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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君书》中,有一条禁令被反复强调,这就是禁止浮说辩慧之人。商鞅把浮说辩慧之人视为导致国家衰弱的另一原因。他说“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商君书·第三篇·农战》)译成现代白话文,意思是:“人民心力凝聚在一起,国家就有力量;如果国家尊崇那些喜好言谈的人,国家力量就会分散而削弱。有一千个人从事农耕和打仗,但只要国内有一个凭讲《诗》《书》这类学问而当官受禄的人,那一千个人就都不会安心农战,而是想着靠读书谋取名利,农耕辛苦,作战危险,读书、空谈不冒风霜之苦,不冒锋刃之险,还能得高官厚禄,谁不愿意啊!读书人得高官厚禄的效益比凭手艺挣钱的工人还要大,一个工人凭借手艺挣钱,最多只能影响一百个农战之人的心,而读书士人一个能影响千人。”上述译文是我参照《商君书》中其它政策综合译成的,均有原文为本。

    商鞅为何这么嫉恨以言辞辩慧获得官位利禄之人?我觉得这出于他的职业竞争心态,他本人就是凭借言辞辩慧获得权力、地位和其它一切好处的,因此,对同行就格外防范,不仅对儒家防范,对法家、对一切读书人都防范。事实上,读书人当官,对农战之人根本没那么大的影响,历朝历代,包括商鞅当政时的秦国,能当官的都是读书人,读书人带来的最大危害是对他这种已经当了官的读书人,因为只有读书人才能揭露其政策上的短处,才能和他竞争“饭碗”,所以,商君之禁止《诗》《书》根本不是什么学派之争、儒法之争,乃是“饭碗”之争,同行之争。

 

    商鞅之死,以及他们同门的韩非之死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太子驷继位后杀死商鞅,并不是反对他的政策,也不只是因为与他有旧仇,主要是因为商鞅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而且按照秦国的逻辑,应该在国内先实现统一,统一的秦国境内不能再存在一个“商君”的独立封地。太子驷,也就是秦惠文王,直到后面的秦始皇,从思想观念上看,都已成为法家的信徒,而且是最极端的法家的信徒。太子驷与商鞅之间没有理念上的分歧,只有权力上的斗争。

 

    从更深刻的原因上来讲,杀死商鞅的正是重用他的秦孝公,实际上,秦孝公对商鞅一直有防范的,否则,太子驷也不会那么顺利地即位。也许赵良是秦孝公死前派去劝说商鞅见好就收的人,商鞅放弃了这个机会。而杀掉商鞅,是太子驷获得民心的重要手段,也是秦孝公留给儿子的正面遗产。

 

    韩非其实是死于李斯之手,两个人都是法家,还是同学,同门同派,理念完全一样,可却是你死我活的对头,当然李斯的下场同样不好,死于同是法家的赵高之手。

 

    商鞅、韩非、李斯、赵高之死说明,导致人们生死相争的并不是政治理念不同,仅仅是权力之争,为了争夺权力地位,持相同政治理念的人一样斗得你死我活,这种情况,远多于出于不同政治理念而斗争的情况。但是,他们在斗争时,常常把出于争夺权力地位的斗争装饰成为出于捍卫不同理念的斗争,比如商鞅,就把对同行的防范,曲解为对空谈《诗》《书》的儒生的防范。斯大林杀了布哈林,但按布哈林所说的办法去做,也是一样的道理。

    当然,也有出于不同理念进行的斗争,我称之为政治斗争,比如法国大革命时革命力量和保王党的斗争,就真是出于不同理念的斗争。

    出于不同政治理念的斗争,多是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活动,确实引起了大范围的群众动员;而出于权力地位的斗争,只是少数人之间的斗争,杀掉商鞅、韩非、李斯,就那么几个人,最多罪及其家族。

    这也是区分权力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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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现代文明也不是尽善尽美,现代文明依然存在着国家,依然存在着权力斗争,依然存在着战争、奴役、贫困、苦难……!每天,我们都能从新闻联播中看到这些东西。

    但是,现代文明确实不同于古代文明了。在现代世界,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苏等超级大国)怀有秦始皇那样诛灭一切别人的国家、一统天下、当“天子”的梦想了。如果非要和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对接的话,那就是在当今世界,强国最高的理想也只是“伯天下”,而非“王天下”,这种理念以现代国际法的形式体现出来,这就是尊重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在现代国家中,比如美国,它的总统也一样有卑鄙龌龊之事,如肯尼迪与梦露,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但是,让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领导人再行商君之法,恐怕都是痴人说梦,不要说美、法、英这些国家,就是伊拉克、利比亚这类国家的现代领导人,恐怕也都是难以赤裸裸地推行商鞅主义。

 

    现代化是已经发生的、真实的历史过程,它宣告人类已经告别了野蛮的战国时代,进入了文明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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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文明最基本的理念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认为一切集体组织都不应以破坏、剥夺个体生命为目的,不论这个集体有何等重要且高尚的理由。

    基于个体生命价值至上的原则,现代政治哲学最基本的理念就是国家的目的是实现个人的价值,而不是以个人为工具;就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与现代文明理念相比,法家的理念是:君主的欲望是最大的目的,其他一切人(包括贵族、大臣以及普通平民),都是实现君主目的的工具。按现代文明理念来衡量:法家的思想是不人道的,是摧残人、迫害人的,是邪恶的!

 

    现代文明不只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实践,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思想,因而具有真理性。

 

    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现代国家都已经建立起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体制,表明,人类可以建立不以恐怖手段压迫、不以欺诈手段胁迫的公共权力组织形式。而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证明,在现代世界,商鞅主义、秦始皇主义再没有成功的机会。因为人类已经觉醒了,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君主奴役、欺诈才能建立正常秩序的旧人类了。通过理念的革命,人类已经实现了一次自我蜕变,已是全新的人类,在过去几千年可以大行其道的商鞅主义只适合旧人类的需要,不适合新人类的需要了。

    别了,商君!

    别了,秦始皇!

永别了,一切帝王们和为帝王们服务的腐朽思想!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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