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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盖棺难定说王莽(六)  

2015-10-13 09:25:43|  分类: 《天下》2015年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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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愚杂用的朝堂

 

    公元9年,王莽篡汉立新之后,论功行赏,对他的党徒一一加以封赏,建立了以“四辅”、“三公”、“四将”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但这个统治核心是非常杂乱的,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领导组织。

 

学术大师与政治流氓同命运

    四辅之一的刘歆,字子骏,出身于汉宗室之家。他的始祖是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刘交。刘歆的父亲刘向,年十二即因父亲的官荫为郎官,十八岁晋升谏大夫,是宣帝身边的“名儒俊才”。

    刘向死后,刘歆接任中垒校尉。刘歆为郎官时,与王莽同事。大概从此时起两人建立起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王莽欣赏和器重刘歆的学问,刘歆对王莽的令誉也十分倾倒,特别是王莽的外戚身份及其越来越重要的官位,使刘歆将自己的荣华富贵与王莽联在了一起。

    哀帝刚登基时,王莽正做大司马大将军。经他极力推荐,刘歆先做侍中太中大夫,不久升任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他受命“复领《五经》”,继续其父整理典籍的工作。刘歆在刘向、任宏、尹咸、李柱国等人整理的基础上,“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的著作,其中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对先秦至西汉的所有文献典籍加以分类整理,为保存我国的古代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刘歆通过整理朝廷所藏的各种典籍,成为当时第一流的学者。

    刘歆在整理中秘典籍的过程中,发现了当时还未立于学官的古文经典籍《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要求将它们立为学官。哀帝要刘歆与那些治今文的《五经》博士“讲论其义”,那些博士们置之不理。刘歆于是“移书太常博士”,对那些抱残守缺的今文经博士极尽奚落讽刺之能事,攻击他们道:

    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

    刘歆的上太常博士书,击中了今文经学的弊端,阐述了古文经典的优点,在两汉历史上挑起了今古文经之争。由于这一争论不仅显示了学术思想的差异,而且隐含着两派知识分子对利禄之路的争夺,因而引起治今文经知识分子的嫉恨,儒生出身的光禄大夫龚胜、大司空师丹利用职权,上奏哀帝,攻击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一时间,刘歆在执政大臣中十分孤立,只得请求外出做官,以避开京师这一是非之地。其后,刘歆接连在河内、五原、涿郡等地任太守,中间因病辞官家居一段时间,又复出任安定属国都尉。

    元寿二年(前1),哀帝病逝,王莽二次秉政。由于年轻时有同朝为官的老关系,加上互相倾慕,刘歆受到王莽的重用,先后任右曹太中大夫、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因参与治明堂、辟雍,被封为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成为王莽的头号理论策士。

    刘歆跟定王莽后,挟着政治的力量,使他钟情的古文经立于学官,取得了官学的地位。刘歆也充分利用自己在学识上的优势为王莽服务,举凡文化教育以及制礼作乐方面的事宜,刘歆都积极地参与。如元始三年(3)春,作为光禄大夫的刘歆受命“杂定婚礼”。同年夏天,“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找《孝经》师一人。”这类制度虽以王莽的名义上奏,但具体制定者中少不了刘歆。也就在这一年,刘歆参与了王莽起明堂、辟雍、灵台的活动。接着举行为王莽加九锡的大礼,不用说,其中必定有刘歆的功劳。平帝死后,王莽做居摄皇帝,其烦杂的一套礼仪,没有刘歆的参与,别人恐怕也是难以愉快胜任的。居摄三年(8)九月,王莽的母亲功显君病逝,身为少阿、羲和的刘歆奉命与博士儒生七十八人共同拟定了王莽服丧的礼仪。

    由于刘歆在王莽的篡政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他推荐立为学官的古文经典,为王莽篡政活动的每一步都提供了理论与历史的依据,因而,王莽对刘歆也大加酬赏。始建国元年(9),刘歆被任为四辅之一的国师,封为嘉新公。他的儿子刘叠被封为伊休侯。后来,女儿刘愔也嫁给王莽的儿子、立为太子的王临。作为臣子,刘歆已位极人臣,再也无法升迁了。

    但是,当他面对王莽的新政所造成的混乱时,却又不能无动于衷。作为一个历史知识非常丰富、对历代治国经验教训深有研究的知识分子,刘歆显然无法在所有问题上都赞同王莽。而且,由于登上帝位的王莽实行的是绝对专制主义,他把一切权力都操在自己手上,刘歆等人不仅没有多少实际权力,而且也难以影响王莽的政策,更不要说改变他那些虐民害物的举措了。如此一来,刘歆只能采取消极的态度,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使他与王莽之间产生裂痕。

    始建国二年(10),发生了甄丰、甄寻父子企图利用符命分割王莽权力的案子。刘歆的儿子、侍中东通灵将、五司大夫、隆威侯刘棻,右曹长水校尉、伐虏侯刘泳,以及刘歆的弟子、侍中骑都尉丁隆等也都因牵进这个案子而死于非命。刘歆本人尽管没有直接卷入这个案子,可是儿子与弟子卷入了,他能摆脱干系吗?特别是王莽能不由此加深对他的怀疑吗?果然,此后王莽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都没有刘歆参与的记载,他显然已被王莽视为不可靠的人物挂起来了。从现有资料推断,刘歆自从王莽篡汉立新以后,他的功用也就基本完结了。新朝建立后持续多年的制礼作乐的活动,刘歆肯定还是参与者之一,不过他距王莽的决策中心却是日趋遥远了。

    王莽即真做皇帝时,曾立其儿子王临为太子。地皇元年(20),王莽寻机废掉了王临的太子地位,贬他到洛阳去做统义阳王。此前,王临在宫中奉养母亲期间,曾与王莽妻子的侍者原碧私通。他们唯恐事泄,于是共谋杀死王莽而早登帝位。王临之妻刘愔亦参与其事。后来王临被贬出京师,这一计划也未能实行。王临虽被贬,但诛杀王莽的密谋一直使他惴惴不安。在他母亲病危时,给母亲的书信中,他哀叹自己不可捉摸的命运。王莽发现了这一封信后,十分震怒。莽妻死时,也不准王临奔丧。在殡葬妻子后,王莽收系原碧,严加拷问,知悉了王临等人的密谋,于是逼令王临自杀,又下诏刘歆,逼令刘愔自杀。

    经过甄丰、甄寻和王临两个案件,刘歆两儿一女死于非命,这对已进入老年的刘歆来说,不啻是致命的打击,显然也斩断了他与王莽之间感情的丝缕。随着王莽政权的日益衰败,特别是反抗王莽的起义军声势的日趋浩大,刘歆看出王莽的末日已经来临。既然自己与王莽的恩义已断,他没有理由为王莽殉葬,因而参加了卫将军王涉和大司马董忠诛杀王莽的政变阴谋。地皇四年(23)七月,因事不机密,被人告发,刘歆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四辅中的另一个人物是哀章。与刘歆不同,在以符命冒险投机以前,他与王莽没有任何关系。他是广汉梓潼(今属四川)人,在长安求学,是一个对当时的政治风向特别敏感的青年知识分子。居摄三年(8),他看到王莽靠符命一步步地获得假皇帝的头衔,断定王莽下一步就要做真皇帝,所以毅然来了一次赌身家性命的冒险,造作符命要王莽做皇帝,而将自己的名字也列入辅政大臣之列。由于哀章揣摩透了王莽此时的心态,基本上迎合了王莽的需要,投机一举成功。

    王莽做皇帝后,也就依照符命所示,实际上就是按照哀章自己的要求,任命他为国将,封他为美新公,成为位属上公的四辅之一。不过,由于哀章与王莽毕竟没有什么感情上的联系,在王莽篡汉的过程中也没有立下值得称道的功劳,所以,尽管王莽赏给他上公之位,却没有给他实质性的权力。一些重要的军事政治活动也不让他参加。哀章平时所能做的事,大概就是参加例行的礼仪活动,并在家中享受那轻易得来的富贵荣华。以投机起家的哀章个人品质肯定好不了,绝对不会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吏,史籍记载他“颇不清”。王莽本来对他就不怎么信任,在发现他有不廉洁的行为后,立即在他身边安置了一位名叫和叔的官员,名义上是为国将服务,实际上是负责监视他的行动。王莽给他的指令是:“非但保国将闺门,当保亲属在西州者。”即要求对哀章及其留在原籍的亲属严密监视。哀章地位的沦落于此可见一斑。

    哀章住在京师,在和叔的监视下过着百无聊赖的日子。地皇三年(22)冬天,王莽派到东方与赤眉军作战的官军主帅廉丹战死。闲得无聊,企盼摆脱在京师尴尬处境的哀章,瞅准机会,引据传说中的故事,向王莽表忠心说:“皇祖考黄帝之时,中黄直为将,破杀蚩尤。今臣居中黄直之位,愿平山东。”王莽对哀章尽管很不信任,但他自愿到前线效力而不是到富庶的地区或部门捞油水,毕竟精神可嘉,于是就答应了哀章的要求,命他到东方前线,与官军统帅太师王匡一起同赤眉军作战。第二年,更始元年(23)三月,王莽诏命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司命孔仁、兖州牧寿良、卒正王闳、扬州牧李圣等统率州郡兵三十万人,向活跃于青州、徐州等地的赤眉军猛烈进击,东方战场进入白热化的决战。四月间,绿林军北上攻克昆阳(今河南叶县)等城,威胁王莽的东方统治中心洛阳。王莽于是派出王邑、王寻急驰洛阳,调集重兵围歼绿林军。王匡与哀章统率的官军也于此时被调至洛阳一带,加入了王邑的指挥系统。六月,王邑等指挥的四十余万大军在昆阳被绿林军一举歼灭,王莽灭亡的形势已定。王邑返回长安,哀章与王匡据守洛阳一座孤城。十月,起义军攻破长安,新朝灭亡。与此同时,洛阳也被绿林军攻破,哀章与王匡投降起义军。二人被囚送到更始政权的所在地宛城,双双被斩首示众。

 

无能之辈统率精锐之师

    三公之一的甄邯,字子心,大概也是儒生出身,年轻时做过斄(今陕西周至西)令。因为娶了连相三主的大司徒孔光的女儿为妻,得以步步高升。哀帝死后,王莽秉政,甄邯成为王莽手下“主击断”的大臣,专门对付那些王莽视为异己分子的内外臣僚。以后,在以王莽比附周公,封安汉公的过程中,甄邯是一个最积极的策划者,成为元后和王莽中间的联络人。

    元始二年(2),甄邯晋升为左将军,不久,再转右将军。在立王莽之女为平帝皇后的一系列密谋策划中,甄邯又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元始三年(3),发生了吕宽之狱,王莽的儿子王宇也参与其中,王莽毫不留情地对参与者予以诛杀,包括自己的儿子与儿媳,甄邯看到这又是一个向王莽献媚邀功的好机会,于是劝元后下达了一个表彰王莽的诏书,称颂王莽“居周公之位,辅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诛,不以亲亲害尊尊”。

    元始五年(5)正月,在举行过祫祭明堂的大典以后,甄邯又及时地要求元后下诏,给王莽加九锡,使王莽的权力和地位又高升一步。平帝死后,孺子婴成为皇位继承人,王莽成为摄皇帝,甄邯也水涨船高,晋升为太保后丞、大将军。

    居摄二年(7),翟义在东郡起事,霍鸿、赵明等在关中起事响应。王莽为确保首都,一面派兵围剿霍鸿、赵明之军,一面以甄邯作为大将军“受钺高庙,领天下兵,左杖节,右把钺,屯城外”,成为保卫首都的最高军事统帅。可见王莽对甄邯信任的程度。

    始建国元年(9),王莽即位做皇帝,甄邯被任命为大司马,封承新公,为三公之首。不过,此后《汉书》就不见甄邯活动的记载。始建国四年(12),甄邯死时,王莽也没有封赏他的儿子。看来,在王莽称帝以后,或者因甄邯的态度趋于消极,或者王莽对他的态度有所转变,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甄邯的地位显然不及以往那么举足轻重了。

    三公之一的王寻大概是王莽的同宗,与王莽的亲族关系史无明载。在王莽称帝之前,史籍关于王寻活动的记载很少,只在平帝初立的元始元年(1),《汉书·匈奴传》记载他以副校尉的官职同中郎将王骏、王昌等一起出使匈奴。估计此后他日益得到王莽的信任,到王莽篡汉立新前夕,王寻已经进入王莽的权力核心。所以到始建国元年(9),王莽建立新朝时,他才能被任命为司徒,封为章新公。不过,王寻做司徒后,政务活动不多,见于记载的多是带兵从事征战。

    地皇元年(20),王寻与王邑一起受命督修九庙,这是见于记载的王寻惟一的一次非军事活动。地皇三年(22)正月,壮丽辉煌的九庙历时三年后终于建成,王莽为此举行了隆重的谒庙大典。王寻因治庙有功得赏赐钱千万。

    一年,全国的形势对王莽来说变得更加严峻,绿林、赤眉等起义军越战越强,另外,在不少地方还有新的起义军投入反抗官府的战斗,而遍及全国各地的各种自然灾害更使社会的稳定不复存在。为了对付各地的起义军,王莽不断调兵遣将,调整军事部署,其中命王寻率十万余兵马镇守洛阳。王寻自长安出发,第一天在长安东郊的霸昌厩宿营,夜晚,王寻所带的象征权力的黄钺不见了。在当时谶纬(chènwěi)迷信泛滥的氛围中,此事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王寻手下的谋士房扬痛哭流涕,他引证《易·巽卦》上九爻辞“丧其齐斧”(失去利斧之意),预言大不吉利,自动辞职,不随王寻去洛阳。王莽知悉此事以后,立即派人将房扬杀了。

    尽管王莽使出浑身解数,把官军主力不断派往东方战场,但不仅没能消灭起义军,连中原的政治、军事重镇洛阳也日渐陷于起义军的包围中。四月,当刘秀、王常等指挥的绿林军连下昆阳(今河南叶县)、郾(今河南漯河)、定陵(今河南舞阳北)等城,兵锋指向洛阳时,王莽十分恐慌,立即派大司空王邑赶到洛阳,全权指挥对起义军的作战。王寻是王邑的主要副手。六月,王邑、王寻指挥的王莽最精锐的四十万大军与绿林军鏖(áo)战昆阳城下,结果被绿林军一举打垮,王寻就在这次激战中成了起义军的刀下鬼。

    三公之一的王邑是王商的儿子,王莽的叔伯兄弟。哀帝时承父嗣为成都侯,任侍中。他与王莽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元寿二年(前1),被免去大司马大将军之职的王莽已由封地新都回到长安。此时王邑还任侍中,在哀帝身边服务。他利用职务之便,“矫称太皇太后旨白哀帝,为莽求特进给事中”。此事暴露真相后,哀帝碍于元后的面子,没有让王邑丢掉性命,只是将他降为西河属国都尉,削去千户。此事说明王邑与王莽的关系非同寻常,因为他甘冒杀头的危险为王莽服务,这不是一般关系的人能够做得出来的。同时也说明,王邑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办起事来,敢于冒险,不计成败。正因为与王莽关系密切,所以平帝登基,王莽二次秉政后,王邑也就成为王莽的“腹心”人物,进入了权力核心并且一直到死。

    摄二年(7)九月,翟义在东郡举起反对王莽的义旗以后,时任光禄勋的王邑被任命为虎牙将军,同孙建等人一起共同督兵围剿翟义。十二月,在圉(今河南杞县南)打败了翟义军,为王莽立下一大功劳。返长安以后,又奉命参加围歼赵明、霍鸿领导的关中起义军的战斗,到居摄三年(8)二月,这支义军也被消灭。王邑由此为王莽立下又一大功劳。这两支义军的失败,使王莽认为自己天下无敌,于是进一步加快了篡汉的步伐,第二年,就正式登上了帝位。

    始建国元年(9),王邑被任命为大司空,封为隆新公。第二年,尽管他的弟弟王奋陷入甄丰、甄寻父子谋叛的案件被诛杀,但王莽对王邑的信任一如既往,王邑对王莽的忠心也丝毫没有动摇。天凤元年(14)二月,王邑与太傅平晏一起去洛阳,规划营建中都的事宜。

    天凤三年(17)二月,发生地震,接着又出现全国性的大雨雪,关东有些地区雪深达一丈,不少竹柏都冻死了。王邑于是向王莽上书,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头上:“视事八年,功业不效,愿乞骸骨。”如果是一个不被信任的臣子,王莽当然可以借机将他赶出朝堂。但此时王莽已将王邑视为自己的左右臂膀,所以,不仅未让他辞职,而且还把责任由自己兜起来,对王邑大大安慰了一番。

    地皇元年(20),王莽决定为他的祖宗在长安大起九庙,王邑与王寻被指定为督导工程的最高负责人。三年后,九庙建成,论功行赏,王邑得钱千万。

    地皇三年(23)四月,当绿林军攻克昆阳一线时,王莽慌了手脚,立即派王邑“驰传至洛阳”,调兵百万,倾全力与起义军在中原战场上进行一场赌新室命运的战略决战。王邑作为王莽派到前线的最高军事统帅,刚愎自用,决策失误,导致了昆阳之战的彻底失败。参与此场战役的纳言将军严尤此前已在中原与起义军多次作战。六月,他率兵与王邑会合于绿林军已占领的昆阳城下。极具战略眼光的严尤认为,绿林军立为皇帝的刘玄在宛城(今河南南阳),那里兵力空虚,官军完全应该置昆阳不顾,而以主力直扑宛城,只要拿下宛城,摧毁义军的领导机构,战场上的胜负也就决定了;但此时的王邑已被自己幻化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根本听不进严尤的正确意见,认为官军数量上的优势已经决定了胜负,信心十足地说:“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今屠此城,喋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王邑已经把一场即将到来的残酷撕杀看成一场壮观的阅兵式了。四十多万大军将昆阳一座弹丸小城围了数十重,城内守军也被官军表面的强大吓住了,表示了投诚之意。严尤又建议让城内部分义军逃走,以渲染官军的强大,造成起义军心理上的压力。王邑仍然拒绝接受。接着,就发生了那场使官军全军覆没的大决战。几十万官军,王莽最强大的有生力量,被看起来弱小的起义军从军事地图上抹掉了。王寻被杀,王邑靠从长安带来的数千勇敢之士的保卫,才勉强突出重围,狼狈逃归洛阳。

    王莽官军在昆阳的惨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王邑拙劣的指挥毕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昆阳之战的结果表明,王邑在军事上实在是一个庸才。因为他在镇压翟义起义军和赵明等关中义军时取得了胜利,王莽就认为他是一个军事干才,毫不犹豫地将全国的精锐之师交由他统率,结果全盘输光。王莽新朝灭亡的命运也就无可挽回了。

    王邑收拢残兵败将困守洛阳,与四面八方不断涌来的起义军作战,艰苦地支撑着东方的危局。

    七月,发生了卫将军王涉、大司马董忠和国师公刘歆的谋叛案以后,王莽面对“军师外破,大臣内畔,左右无所信”的局面,觉得只有王邑还是最可信赖之人,决定将他从洛阳召回长安,共同计议巩固首都的安全。崔发提醒王莽说:“王邑这个人一贯小心谨慎,今天刚刚在昆阳之战中惨败,损兵折将,此时征他还都,他可能想不开引咎自杀,所以应该好言相慰,使他解除疑虑,安然归来。”王莽于是派崔发驰传至洛阳,向王邑传达王莽的意旨说:“我年老没有嫡生儿子,欲将天下传给你。见旨免去一切谢恩礼,立即束装就道。”王邑回到长安后,被任命为大司马,全权负责长安的防守。

    王莽的精锐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在昆阳战场,长安的卫戍部队也在长安外围的战斗中丧失绝大部分。到九月,起义军已包围了长安城。十月一日,起义军从宣平城门攻入城中。王邑等人虽分兵在北阙下拼死抵抗,但经过一整天的战斗,绝大多数官府都被起义军占领。十月二日,起义军打进皇宫。十月三日,王邑等千余残兵败将随王莽至湖中小岛渐台,作最后的困兽之斗。经过一番激战,渐台上的千余守军矢尽援绝,绝大部分都在与冲上渐台的起义军战士的格斗中死去。王邑退至渐台时,见他的儿子王睦正换装准备逃走,他对儿子严加训斥,令他拼力死战。父子二人共同护卫王莽,最后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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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与屠刀相伴

    四将之首的甄丰字长伯,是较早与王莽建立密切关系得到信任的臣子之一。他可能出身于儒生。成帝绥和元年(前8),当王莽晋升大司马大将军之时,甄丰也由京兆都尉升为水衡都尉,第二年,改任泗水相,进入当时高级官吏的行列。元寿二年(前1),他以右曹中郎将转升光禄勋,成为朝廷的九卿之一。这一切说明,甄丰在仕途上还是相当顺利的。

    元始元年(公元1年),平帝继位,王莽第二次秉政,甄丰就成为权力核心的重要人物之一,与甄邯一起“主击断”,对付王莽的异己势力。元始二年(2)四月,甄丰以少傅、左将军升任大司空,成为王莽身边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威震朝廷”。居摄元年(6)三月,甄丰被任命为太阿右拂,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辅弼大臣之一。同年十二月,他的孙子甄匡被元后下诏封为并力侯。居摄二年(7)九月,当翟义在东郡起义,赵明在关中响应的时候,甄丰与王舜一起奉命“昼夜循行殿中”,是保卫王莽的最亲信的臣子之一。但是,此后甄丰没有跟上王莽篡汉的步伐。在王莽即真的问题上,他只是被动地跟着走,没有主动积极地贡献智慧和谋略,所以,在始建国元年(9)王莽登基之后的封赏中,他仅被封为更始将军、广新公,与卖饼儿王盛、城门小吏王兴同列,心中自然是很不高兴的。

    王莽作为一个大独裁者,他用人的原则是忠心则用之,稍有不满则冷漠之,离心离德则诛杀之。他对甄丰采取弃而不用的办法,此后的一些重大的决策,甄丰都被排斥在外,坐了冷板凳。如果甄丰是一个明哲保身、知足而乐的人物,以韬晦之计对付王莽,假以时日,王莽还可能再重用他。然而,甄丰是一个一路顺风在官场上得意非凡的人物,加上素性刚强,怎么吃得下这窝囊气!他与儿子计议,决定精心谋划对王莽的反击。

    甄丰的儿子甄寻当时做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于是以王莽之道还治王莽之身,也造作符命,“言新室当分陕,立二伯,以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如周召故事”。意思是,以陕(今河南三门峡)为界,将全国分成两部分,以西由甄丰管理,以东由平晏管理,像当年周、召二公分区管理西周王朝一样。因为王莽是视符命为神圣的皇帝,尽管心里很厌恶,但表面上仍然敷衍一番,就依符命立甄丰为右伯,命他出京西行述职。王莽的目的是看下一步甄丰父子如何动作。第一次造作符命成功,使甄丰父子不由窃喜,认为王莽易于对付。甄寻得寸进尺,又造作符命,要求将原汉平帝皇后,已封为黄皇室主的王莽女儿,做自己的妻子。甄氏父子或许想通过此举与王莽攀上亲戚,以增加自己的身价。但在王莽看来,却不啻是对自己威严与地位的挑战。已经高高在上的王莽总“心疑大臣怨谤”自己,欲借此机会“震威以惧下”,于是大发雷霆之怒:“黄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谓也!”下令逮捕甄寻,甄寻逃走。甄丰明白王莽不会轻饶自己,立即自杀了。此案牵连刘歆的儿子等达官贵人数百人遭诛杀。甄寻随一方士入华山躲避追捕,一年多时间,还是没有逃脱王莽的魔爪,最后还是被捕杀了。

    四将之一的王兴原本是一个闲居的城门令史。因为名字起得十分吉利,被哀章写进符命,于是,天上掉下馅饼来,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新皇朝的新贵。在始建国元年(9)被王莽任命为卫将军,封为奉新公。王莽为了笼络他,还将自己的孙女王妨嫁给他做妻子。但是,一来因为他出身卑微,与王莽没有什么感情上的联系,二来因为他是一个平庸之辈,也无法膺承重任。所以,他当上将军以后,实际上还进不了决策圈,也没有独当一面担任重要的政治或军事职务的能力,基本上在闲居中过日子。天凤五年(18),他与王妨陷入王莽之孙王宗的谋反案,夫妻双双自杀。

    四将之一的王盛也是因为起了一个好名字,应了哀章的符命,一夜之间就大富大贵起来。始建国元年(9)被任命为前将军,封为祟新公。王盛原以卖饼为生,素养、学识、能力,与前将军的职务恐怕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他怎么能担当如此高级的官吏呢!所以,他也同王兴一样,只是尸位素餐而己,既进不了决策圈子,也担当不了什么重任,无非是与家人过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优裕生活。大概他对王莽给予的富贵感激不尽吧,自从当上前将军,王盛就跟定王莽不动摇。任何谋叛活动都与他无缘,最后,他同王莽身边的一千余人保护王莽于渐台,死于同起义军的作战中。

    四将之一的孙建,字子夏,是较早进入王莽核心集团的重要人物之一。

    哀帝元寿二年(前1)一月,他由护军校尉升任执金吾,三月,再升右将军,成为汉皇朝的重要官员。大概在此之前,孙建与王莽就已经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取得了王莽的信任。平帝即位,王莽二次秉政后,孙建的地位更是步步高升,成为得力的爪牙之臣。元始元年(1),赐爵关内侯。元始二年二月,晋升左将军、光禄勋。孙建一切按王莽的意志行事。在王莽立自己的女儿为平帝皇后的过程中,孙建出力很大。后来,平帝死去,王莽曾打算将平帝皇后改嫁给孙建的儿子,因平帝皇后坚持守节而作罢。不过从中可以看出孙建在王莽心目中的位置。居摄二年(7)九月,翟义在东郡举起反莽的旗帜以后,王莽全力组织对翟义的围剿,他派出的八个统兵的将军,为首者就是王邑和孙建。

    始建国元年(9),孙建被任命为立国将军,封为成新公。在王莽的十一公中,孙建虽排在最后一位,其实他的实权不仅超过四将中的王兴、王盛之流,也超过三公中的王寻,四辅中的哀章、平晏和刘歆等人。王莽做皇帝以后,孙建明白王莽决心扫除一切汉皇朝的遗迹,同时削去刘氏贵族的权力,于是在始建国二年(10)十一月,投王莽之所好,提出建议要求毁掉汉皇帝在京师的祀庙,刘氏诸侯王以封户多少改就五等爵位,刘氏宗室为官者皆罢免。王莽接受孙建的建议,刘氏宗庙被赶出长安,几乎所有刘氏贵族皆被剥夺了实职,从荣华富贵者之列退了下来。十二月,王莽挑起了同匈奴的战争,派出十二位将军,分六路率三十万人马出征,这其中,为首的将军就是孙建。自此之后,孙建的任务可能就是谋划对匈奴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直到天凤二年(15)死去。

    在王莽的重要臣子中,孙建也是对王莽尽忠到底的少数几个人物之一。由于他完全依附于王莽,干的又是不义的民族战争,他就成为激化汉族与少数民族矛盾、毒化国内民族关系的罪人。他的全部活动,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积极意义。

 

平庸与才俊异位

    除了四辅、三公、四将等十一公之外,王莽统治集团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中高级官吏,他们分踞中央与地方的许多重要位置,成为推动新朝整个国家机构运转的重要力量。其中有些人,就地位的重要性而言,决不再十一公中的某些人之下。下面,仅择其重要者简要地予以记述。

    在王莽第二次秉政时,环绕在他周围的主要人物,除了上面己经论及的王舜、王邑、甄丰、甄邯、平晏、刘歆、孙建、王寻、哀章等外,还有涿郡崔发和南阳陈崇二人。

    王莽的班子中,以理论策士的面目出现的,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刘歆,再一个就是崔发。崔发是涿郡(今河北涿县一带)人,儒生出身,曾聚徒讲学,后来参加绿林起义军、率兵进入长安的申屠建就曾跟他学过《诗》。崔发特别善于对符瑞进行有利于王莽的解释,所以后来被封为“说符侯”。由于正巧碰上了王莽这么一位符命皇帝,崔发的“特长”就找到了充分的用武之地,他也因此不断猎取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始建国元年(9),崔发被王莽任命为五威中城将军,任务是维持首都的治安。始建国三年(11),王莽为太子设立了一套辅佐和服务的官员,崔发被任命为讲《乐》祭酒,成为太子的老师。天凤三年(16)十月的一天,王路堂的朱鸟门突然发出鸣叫声,昼夜不绝。崔发对此解释说:“虞帝辟四门,通四聪。门鸣者,明当修先圣之礼,招四方之士也。”经此一说,门鸣就成了大吉大利的好事,于是群臣都向王莽祝贺,各地举荐的人才也都从朱鸟门入宫对策。地皇元年(20)七月,王莽听信望气为数者的胡言乱语,认为有“土功象”,于是决定在首都为自己的祖宗建立九庙。当时全国的反莽起事已经如火如荼,王莽政权呈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大兴土木只能给激化的社会矛盾火上浇油。可是崔发却故意迎合王莽说:“德盛者文缛,宜崇其制度,宣视海内,且令万世之后无以复加也。”九庙工程大规模进行,王莽政权自然也加速了走向灭亡的步伐。

    地皇四年(23)七月,经过昆阳之战后的王莽政权几乎陷入绝境。为了进行最后挣扎,王莽决定从洛阳召回王邑,崔发奉命作为特使完成了这一任务。王邑返回长安后,王莽任命崔发为大司空,成为三公之一。崔发成为大司空之后办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建议王莽演出了一场哭天闹剧。他引经据典说:“《周礼》及《春秋左氏》,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故《易》称‘先号陶而后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王莽是病急乱投医,结果就出现了长安南郊万众哭天的可笑而又可悲的场面。

    不过,崔发也明白,王莽政权的灭亡已成定局,任何人也不会有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他不打算为王莽殉葬,而是千方百计为自己寻一条苟活之路。大概在起义军攻进长安以后,他就借故离开了王莽。在渐台与起义军作战而死去的一千多王莽的臣子与士卒中,身为大司空的崔发却不在其中。他这时正在寻觅新的主人,以求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与富贵荣华。正巧,他以前教过的学生申屠建作为更始政权的将军率兵进入长安。崔发立即出来向他投诚。他仍以老师的身份向申屠建妄说符命,鼓动申屠建背叛更始政权而自立。大概申屠建对他这位老师的人品十分厌恶,也为了表明与王莽政权划清界限,就让更始政权的丞相刘赐将崔发斩首了。

    与崔发齐名的陈崇是南阳(今属河南)人,从其素质看,他不是儒生出身,倒像起家于刀笔小吏。哀帝病逝后,王莽二次秉政,陈崇已经是他幕中的重要爪牙了。平帝时,陈崇任丞相司直,专门监察官吏的言行,特别注意对付那些不屈从于王莽的臣僚们。当时,孙宝任大司农,他对太师孔光、大司徒马宫称颂王莽功德比周公不以为然,陈崇看出孙宝是异己分子,决心抓个把柄让他丢官。可巧不久孙宝遣属吏迎接自己的老母妻子来京,不料老母途中生病,暂留其弟家,只将妻子接回。陈崇立即上奏,告发孙宝不孝。孙宝由此丢掉了大司农的官职。不久,陈崇又与甄丰、甄邯合谋,借吕宽之狱,诬陷著名将军辛庆忌的后代,致使其三个儿子皆遭诛杀。

    在排陷朝内外官吏的同时,陈崇还不时寻找机会称颂王莽。在王莽得到“安汉公”的封号,女儿也做了平帝皇后之后,陈崇找到善于舞文弄墨的张竦,让他为自己起草了长篇吹捧王莽的奏文,提议恢复公国,以成王封赏周公的办法封赏王莽。元始四年(4)春天,陈祟以大司徒司直的身份与其他七人一起“分行天下,览观风俗”,到全国各地为王莽寻找“国泰民安”的材料。第二年,这八个人回到京师,“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陈崇因这次巡行的功劳,被封为列侯。居摄二年(7)十二月,翟义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已担任司威的陈祟又上书王莽,颂扬他为“配天之主”,把镇压翟义军的胜利完全归结为王莽的“圣思”,一席话把王莽吹得忘乎所以。

    崇做了司威之后,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监察职能,把触觉伸向四面八方,将朝廷内外的所有官员,上至公孙王子、三公九卿,下至一般小吏,统统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居摄三年(8)春天,翟义、赵明、霍鸿等的起义全被镇压下去,王莽在未央宫白虎殿举行盛大宴会为将帅庆功,陈崇奉命“治校军功,第其高下”。此事刚过不久,陈崇又向王莽报告王莽兄长之子衍功侯王光与执金吾窦况勾结杀人之事,逼令王光母子自杀。由此可见,陈崇权势之盛已到炙手可热的程度了。

    始建国元年(9),王莽正式登基,建立新朝。陈崇虽然没有进入“十一公”之列,但被王莽任命为五威司命,职责是“司上公以下”,成为朝廷最高的监察官,被封为统睦侯。他根据王莽颁发的六条对所有官员进行监察,是王莽最信任的爪牙之臣。在他手下,有一批五威将,经常到全国各地巡视,随时对各色官员行纠察之权。同时,他们还负责颁符命,宣教化,授予各级王侯、官吏以及周边少数民族首领印绶,是名副其实的钦差大臣。陈祟通过这么一批人,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网。

    因为王莽自己靠符命做了皇帝,一些投机分子也靠献符命取官封侯,一时间,献符命者络绎不绝。始建国二年(10),陈崇认为如此下去符命就会滥得一文不值,就对王莽说:“此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宜绝其原。”王莽接受这一建议,遂将符命的颁行和解释交由五威将帅垄断,也就是由陈崇垄断。

    始建国二年(10)以后,《汉书》中再也没有见到陈崇活动的材料。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突然销声匿迹,实在有点不正常。估计,此人死于非命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他手中握有那么大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运用未必事事时时均符合王莽的意旨。一次违背王莽的意愿,他就可能死无葬身之地。在王莽的官僚群中,陈崇是爪牙、鹰犬之类的突出代表。他善于察颜观色,体味主子的意图;他嗅觉灵敏,善于发现猎物;他凶狠阴毒,杀人不眨眼,具有酷吏的品格。他的升迁与对其他臣子的屠戮成正比,他的官位是无辜者的鲜血染红的。不过,此类人物很少能有几人寿终正寝,他们往往因各种原因被送上断头台。

    王莽的官僚队伍中还有一批性格不同,作用各异,结局五花八门的人物,如,首献符命要求王莽即真做皇帝的前辉光谢嚣,诱塞外羌人献地内附的中郎将平宪,为陈崇、刘嘉起草颂莽奏书的张竦、五威将王奇,因谏罢六筦而失官的纳言冯常,谏王莽废王田奴婢之法的中郎区博,因敢于击断而升官的孔仁、赵博、费兴,与赤眉军对战的更始将军王匡、廉丹,以矫世化俗为己任的老怪物太傅唐尊,敢于直言的左将军公孙禄,大司马严尤、陈茂、董忠,卫将军王涉,翼平(今山东寿光)连率田况,还有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以及最后在渐台为王莽战死的王巡、王揖、苗诉等,都值得写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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