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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生命的金属质感——胡庶华  

2012-09-15 09:37:23|  分类: 《天下》2012年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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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商昭

在西北联大的各位校长中,胡庶华是位极有个性的人物,最突出的特点是他坚持一个原则:每任一职,三年必辞。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每任一次校长,三年期满必然辞职。他是位冶金学家,生命也有着如同金属一般的坚硬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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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庶华,字春藻,1886年出生于湖南攸县城关镇西街的一个教育世家,因此从小就接受旧式启蒙教育。1903年,胡庶华考入明德学校,学习经义和时务。受校长胡子靖和当时在校任教的革命党人的影响,胡庶华立志要以科学救国。第二年暑假,他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秀才。1905年,胡庶华考取了湖南公费留日,因继母病重放弃。1907年,胡庶华考取了京师译学馆(属京师大学堂)德文班,学习了近五年。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胡庶华回到湖南,在高等师范和明德学校任教。不久,他的父亲胡国瑞在弥勒县知县任上得知,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从容的向自己的手下交接完公务,整理好衣冠,投井为清王朝殉葬。胡国瑞并不是一个不知变通的人,在去云南前,他叮嘱胡庶华两件事:一是要参加科举考试,争取进学,勿堕家声;二是要入学校,学习科学,顺应潮流,以求自立。父亲的死对胡庶华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性格倔强,坚持原则有时到执拗的地步,可能都与父亲的死对其心理的刺激有关。

1913年,胡庶华考取了湖南公费留德。出国后,他决定选学实用科学,以求科学救国。他开始在柏林矿科大学就读,后因矿科大学并入设在柏林纱罗村堡的工科大学,乃转入工大转习铁冶金工程。“一战”爆发后,尤其是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90%左右的留学生都不能坚持学业,但胡庶华一直坚持。当时德国教育部门规定,工科须实习一年方能毕业,胡庶华无法实习不能按时毕业,战争结束后才完成了实习,1920年夏取得钢铁冶金工程师学位(德国的一种特殊学位制度,相当于博士),成为获得该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期间经石瑛介绍,胡庶华加入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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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的胡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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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冬天,当时全国最大的炼钢厂——上海炼钢厂请胡庶华担任厂长。1926年春,胡庶华赴任。上海钢铁厂是清末洋务派领袖曾国藩、李鸿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建立起来的,当时是全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钢铁厂,但是由于军阀混战,一则原料难以稳定供应,再者军阀们都想利用它来制造军火,产品只能销往兵工厂,加上大量外国钢材在中国倾销,钢厂的状况很不乐观。胡庶华上任后,根据行情很快制定了一个改革钢厂的计划。他一方面招揽了一批学有所长的技术人员,改革传统的炼钢工具来降低成本,采用先进的检查方法来提高产品的质量,扩大经营范围,增加锻造件和铸造件,为钢铁厂的产品打开销路;另一方面,他主动联系钢铁厂的工人,深入其中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这样一来,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钢铁厂的状况慢慢好转。好景不长,北伐战争打到了上海,上海钢铁厂随即被桂系军阀白崇禧控制。当时一心想靠冶金救国的胡庶华,不愿意投靠军阀做一名政客,于1927年8月离开了钢厂。

胡庶华从上海回湖南时路过汉口,恰好遇到了唐生智。唐生智当时迫切需要恢复发展兵工产业,于是便以老乡的身份,挽留胡庶华出任汉阳兵工厂厂长兼筹备汉阳铁厂。上任不到三个月,唐生智被桂系李宗仁的“西征军”打败,不愿意依附桂系新军阀的胡庶华再次离职而去。

胡庶华在上海炼钢厂当厂长时,陈仪(蒋介石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是浙江省省长兼十九路军的军长,二人在这时就应该有交往。1928年3月,蒋介石派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的陈仪出国考察军工行业,陈仪便邀请专业人士胡庶华同行。他们在欧美转了半年后,胡庶华看出跟着陈仪是不可能办出工业的。回国后,同乡易培基保荐他担任农矿部技监兼国营烈山煤矿局局长时,胡庶华觉得这个工作与他的专业还是比较接近的,接受了这份工作。在烈山煤矿,胡庶华致力于改善工人的生产条件,此外他还严厉禁烟禁赌,一些不满的工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胡老包”。胡庶华在烈山煤矿只干了一年,又因为派系斗争而离开了。从此,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实现冶金救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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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心怀冶金救国的理想,但胡庶华一生主要从事的却是教育工作。1923年,胡庶华回国不久,湖南省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前身之一)爆发学潮,胡庶华被推荐处理此事,他很快就平息了学潮,被推荐为校长,但当时胡庶华还想在冶金工业有所作为,便推荐他人担任校长,自己任教授兼事务主任。由于校长体弱多病,胡庶华基本上代理了校务。1924年,同样学炼钢出身的国立武昌大学校长石瑛(石瑛有清官之称,对赖琏有提携之恩,参见本刊上期《世事纷纭说赖琏》一文)邀请他去武昌大学,胡庶华便前往武昌大学任教授兼总务长。石瑛为了向政府催款常驻北京,胡庶华不得不兼了校长的职务。正是这两段经历为胡庶华积累了声望,使他以后能够出任多所大学的校长。

1929年,教育部长蒋梦麟(国民党政府首任教育部长,任北大校长二十余年)力荐胡庶华出任同济大学校长。次年,又兼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当时同济大学经济拮据,债台高筑,办学条件十分困难,胡庶华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于学术建树。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成立了救国联合会,胡庶华加入了教育界救国联合会,成为大学教授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代表,并担任了救国会的领导职务,领衔发出了一系列的通电和宣言,明确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对政府说:“凡能武力抗日者,父事之,师事之,在所不惜;凡卖国投敌者,则仇视之,敌视之,亦不敢辞!”他的这种强烈的爱国之情,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同,反而招致当权者的不满。不久,胡庶华以坚持“每任一职,三年必辞”守则为由,辞去同济大学校长职务,回到湖南担任了湖南大学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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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胡庶华受国民政府委派,率中国工程师工业考察团到四川考察,在对四川和重庆的工业资源和生产建设作了考察后,写出《四川工业资源考察报告》,深受四川省省长、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军长刘湘的敬佩。应刘湘之邀,他考察了位于沙坪坝的重庆大学,并参加了重庆大学的校务会议,对这所初具规模、办学条件不甚完善的大学提出了四点改进的意见,令刘湘和学校教授们耳目一新,亲自兼任重庆大学校长的刘湘决定聘请胡庶华担任重庆大学校长。1935年8月1日,胡庶华接任重庆大学校长。在重庆大学的三年,他对学校的管理机构和院系进行了合理调整,修订各种规章制度,并从地方盐税中争取到一部分经费用来办学,兴建了文学院,广泛延聘了一批著名学者、教授,充实了师资力量,扩大招生名额,为重庆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使重庆大学面貌一新,受到川内外学界和社会舆论的广泛赞誉。1936年,他亲自撰写了重庆大学的校歌,当中提到:“研究人文,振兴理工;启兹天府,积健为雄;复兴民族兮,誓作前锋”。

胡庶华在重庆还倡导建设了沙磁文化区。在对重庆和沙坪坝的文化教育状况和地理环境作了详细考察后,1936年12月,胡庶华写了一篇名为《理想中的文化区》的论文,先后在《四川教育》、《国民公报》和《重大校刊》发表。文章分6个部分论述了重庆文化现状和建立新型文化区之必要,指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日本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全面抗战不可避免,全民族应做好全面准备以救亡图存,四川是民族复兴的根据地,重庆是全民抗战的大后方,应为抗战和今后的建设培养更多人才。并明确提出这个文化区应建在沙坪坝(沙坪坝当时不属于重庆市而属于四川巴县第一区龙隐镇),待文化区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

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很快以磁器口、沙坪坝为中心进行自治试验。不久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成立,四川省女子职业学校也从城内迁到沙坪坝正街。1937年10月,国立中央大学迁至中渡口松林坡。中央国际广播电台也设在小龙坎。在胡庶华的积极倡议下,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省教育学院、南开中学、国际电台和重庆炼钢厂(现特钢厂)、巴县汽车公司、川康商业平民银行、金城银行、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省女子职业学校和行营军械库等十二个单位代表集会,于1938年3月正式成立了“沙坪坝文化区自冶委员会”,并一致推举胡庶华为主任干事。此后,胡庶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组织建设,将重庆大学体育场向社会开放,并主办了重庆大中专学校运动会,后被称为“重庆市第一届运动会”。

1938年7月,胡庶华离开沙坪坝。之后,以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张伯苓(1936年初,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来沙坪坝考察后,决定在沙坪坝开办南开中学)为首的文化区自治会,坚持把沙磁文化区继续办了下去。1938年12月成立了以巴县县长王煜和新任重大校长叶元龙为正副主席的“巴县沙坪文化和区促进会”。1939年7月19日,蒋介石下令将沙磁地区划归重庆管辖,市政府在树人中学成立重庆沙磁文化区临时办事处。据统计,文化区集中了当时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高校,八分之一以上的大学生,还有众多的科研机构,以冰心、郭沫若、巴金、徐悲鸿等人为首的文化名人也聚集文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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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20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命胡庶华为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并与李蒸、徐诵明一同任常务委员,还兼任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9月,西北联大成立训导处,胡庶华被任命为训导处主任,后又兼任贷金委员会审查委员和军训队队长。每日清晨他都参加学生早操和升旗典礼,并亲自领读由教育部颁发的《青年守则》。在学生军训时他指出:为了民族复兴,必须恢复我国自古以来的文武合一的教育制度。他在1938年《西北联大校刊》第三期中发表《中国的战时资源》,论述了资源的重要性、我国矿产资源的现状和解决资源匮乏的措施。1938年12月,胡庶华致电新疆省主席盛世才,要他做好迎接中央前往新疆的准备。当时国民政府正在加强对学生活动的管理,年底,训导处贴出布告:为了学生活动的管理,所有学生团体必须在训导处核准立案,未在训导处立案之学生团体禁止活动。之后,陕西行营主任又电令禁止民先队活动。1939年1月,胡庶华又被任命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

1939年2月,胡庶华前往重庆参加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途径广元时给西北工学院出走的学生写了一封劝告信,并给他们训话,告诉他们抗战时期应该精诚团结,不应该闹分裂。(关于西北工学院学生出走一事,本刊上期的《精英主义大师:李书田》和《世事纷纭说赖琏》中有详细的记述,另外关于他们出走的时间,有的资料上说是3月,本文依据的是《西北联大校刊》上登载的胡庶华在总理纪念周讲话时说的时间。)听了他的话,70%以上的学生都很受感动。到了重庆之后,他又对陈立夫说工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愿意回去。可能是觉得工学院情况比较复杂难以管理,胡庶华表示不愿再兼工学院的职务。于是陈立夫派赖琏担任工学院的院长,赖琏和曾养甫去广元将学生们劝了回去。

1939年4月6日,胡庶华与李蒸、徐诵明带领全校师生前往张骞墓祭扫,之后又宣誓实行国民抗敌公约。胡庶华发表了在张骞墓前宣读公约的意义的讲话,并指出张骞的精忠报国精神值得效仿。5月1日,西北联大举行了国民公约宣誓,之后胡庶华发表了名为《精神的改造》的演讲,指出精神的重要作用,要求学生在同一道德的指导下抗敌救国,并指出具体实践方法。同时他又发表了《战争与文化》一文。在西北联大期间,胡庶华多次发表讲话和文章,指出长期抗战不是问题,国际形势已经有利于中国的抗战,让大家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坚持长期抗战。

1939年8月,西北联大改组后,胡庶华又被任命为西北大学的校长,后又兼任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此后,胡庶华和陈立夫产生了矛盾,陈立夫在视察西北联大对学生发表讲话时,含沙射影的讽刺胡庶华的办学。由于胡庶华和张北海都是教育部派到西北联大的,张北海在联大的活动充分证明了教育部加强对西北联大的控制和打击进步势力的企图,因此有人认为胡庶华也肩负着这样的使命,便不配合胡庶华的工作(事实上,胡庶华和张北海有着本质区别,张北海是一名行政官员,而胡庶华本质上是教育家)。1940年8月,教育部将他与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对调,胡庶华离开了西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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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庶华也是湖南大学历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三次担任湖南大学校长,将湖南大学扩展成为综合大学。1932年9月,胡庶华第一次担任湖南大学校长。他明确提出兼容并蓄的教育理念。这种理念发端于1926年他去日本考察,从日本回来后他就指出:“查日本文化,大都输自我国与欧美,然其特色,在能取人之长而不盲从,存己之长而有鉴别。”1933年,他在《湖南大学校歌》歌词中写到:“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主张继承岳麓书院优秀文化传统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重,并以此作为办学的基本指导思想。他不仅重视理论知识的学识,也注重实践的作用。他规定:理工学院一二年级的学生每周有两天下午必须到工厂实习,学习车、钳、铸、锻和木工,必须做出成品才能及格;高年级在寒暑假都必须到工厂、矿山实习;应届毕业生则由教师带领外出进行工程考察和社会调查。胡庶华认为“大学教育应注重高深的学术,造成专门人才,并鼓励研究,以促进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为了达到“不求量的发展,但求质的提高”这一目标,他广延名师。1933年,湖南大学有70名教授,其中58名都曾留学。例如请有“南任北马”之称(即南方有任凯南,北方有马寅初)的任凯南教授主讲经济学;请被美国人称为杨华一的杨开迥主讲数学;另外还有著名的法学专家李祖荫,文学界耆宿杨树达等等。

胡庶华认为“大学生在求学时期,重在修身”,“人格救国,当与科学救国并重”,1933年他提出《十条告诫》,以加强学生的人格修养。为了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信念,胡庶华将湖南大学校风定为“耐劳肯干,为国牺牲”,并在毕业讲话中强调要“继续本校光荣之历史,发扬为国牺牲之精神”。从1935年起,湖南大学的新生皆受军事化管理,并以体育和国术锻炼身体。

1940年10月,胡庶华第二次出任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到达湖南大学时,由于抗战形势严峻,学校已经迁到辰溪锦浜乡龙头垴村。由于搬迁工作十分仓促,辰溪的校舍只能因陋就简。据校友回忆,“那时的教室是枯黄的草地,或大树底下,用木板做几块小黑板,背起便走。一面晒太阳,一面讲学理,一组一组、一群一群布满了龙头垴。”面对这种艰苦条件,胡庶华提出“于艰苦中谋恢复,于安定中求进步”的方针,明确为本省战时建设培养人才的目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注意力适当集中在办好本省迫切需要的矿冶、土木、经济等系上,同时提倡与所在地区工矿企业进行业务协作和学术交流,广泛开展经济问题的科学研究。如工学院各系与辰溪煤矿、湘黔铁路局、华中水泥厂、芷江飞机场等单位建立了密切联系,师生与工程技术人员频繁交往。新办了适应战时需要的湘华铁厂、抗战纺织机械厂、岳阳肥皂厂等企业。各系师生研究战时本省建设问题蔚然成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1941年,他又提出《大学生人格标准》,以健全学生的人格。1943年4月,胡庶华离开了湖南大学,担任三青团中央团部副书记兼任青年工作管理处处长。

胡庶华离开了湖南大学不久,学校就爆发了拒绝新任校长、“CC”分子李毓尧的“驱李护校”学潮,学潮先后持续了长达一年半之久,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不得已再次请胡庶华回校主持大局,在教育部答应了让所有受处分的学生无条件复学后,1945年4月胡庶华第三次出任湖南大学校长。为恢复被战火毁坏的长沙岳麓山校园,胡庶华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他还扩大办学的规模,使湖南大学成为拥有文法理工商5个学院、20个系的综合性大学。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对于不同思想胡庶华都能够容纳,他聘请罗章龙、李达、杨荣国、黎锦熙等进步人士任教。

胡庶华对学生既严厉又爱护,他始终坚持一条原则:“师生之间,要有家长父子之风。”他在毕业典礼上讲大学生毕业后不能有所作为,主要是学生自己的问题,指出大学生要在社会上干出一番事业就必须脚踏实地。1946年,当胡庶华得知地下党的的外围组织“世纪社”的一些主要成员已经被特务列入黑名单,就及时的警告他们赶快离开学校。1947年5月22日,中共地下组织领导湖南大学学生进行了反内战大游行,胡庶华多方劝阻无效,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年逾花甲的胡庶华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警告省政府官员说:“我的学生游行队伍出发了,谁要杀害我一个学生,我就要在省政府门前自杀。”游行队伍挥舞着小旗向河东市区进发,省政府为了阻止学生进入市区,出动大批军警封锁湘江,不许船只停靠河西。游行队伍不畏艰险,利用停靠在江心的旧汽轮和渔民的划子,抢渡湘江,突破军警沿江封锁的第一道防线。游行队伍从牌楼口码头上岸,行至南门口,又遭遇大批军警阻拦,学生队伍以女生打头阵,男生一拥而上,军警的第二道防线土崩瓦解,游行队伍高喊“反对内战”、“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口号向市区进发。这次游行,湖南大学的学生无一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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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辰溪发现的胡庶华手迹

这幅手迹是1942年底胡庶华离开辰溪时,赠予参与筹建辰溪湖大校舍的总务处庶务刘瑛光(辰溪人)的。对联为“勤事自有无事日,尽心方是快心时”,中堂题词为“尧舜事功,孔孟学术,此八字是君子当今急务。或问何处下手?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此是孔孟学术,使天下万物皆得其所,此是尧舜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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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庶华早年立志以实业救国,因此刻苦钻研,在冶金方面有极高的造诣。胡庶华曾在考察完德国一家著名的钢铁冶炼厂后告诉德国专家,这个厂的锅炉最近有爆炸的危险。德国专家认为胡庶华是在信口雌黄,因此毫不在意。结果没过几天,锅炉真的爆炸了。德国专家连声称赞中国的胡庶华了不起。据说,建国初期我国为发展钢铁工业,曾邀请德国专家来华指导,德国专家婉言谢绝,他们说:你们中国不是有个胡庶华吗?

胡庶华献身于高等教育事业多年,但还是完成了几部重要有关钢铁冶炼技术的著作。1925年,在武昌大学期间,胡庶华完成了第一部著作——《铁冶金学》,内容多取材于他在柏林工业大学学习时的笔记和在德国克虏伯钢厂实习的记录,并广泛参考了德国冶铁专业书籍,在书中胡庶华“痛心国难,益觉抵制外货,非冶铁无以立其本;推倒强权,非炼钢无以竟其功”,认为欧美国家钢铁冶炼技术不仅先进,而且先进技术成果极多,但国内了解的人却非常的少,自己有必要将这些技术介绍进国内,要编一本供高等工科学校使用的著作来让大家学习。1932年,他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著作《冶金工程》,在这本书里他系统介绍了各种矿石资源中含有的金属或金属化合物,以及如何提取冶炼等技术。在第一次出任湖南大学校长时,胡庶华撰写了《株洲钢铁厂计划》,后来资源委员会和新中国国家计委定株洲、湘潭为工业重镇,就参考了这篇论文。1938年,针对当时严峻的战争形势,胡庶华出版了《中国战时资源问题》一书。1943年,他又出版了《钢铁工业》,同样是为发展战时经济而作。他在《中国战时资源问题》开篇讲到:现代战争,是科学化的战争,是机械化的战争,然此二者,均非有丰富的资源不为功……故资源枯竭,实为现代战争的致命伤。他接着分析了各种农业、矿产资源的现状、存在问题、解决办法,尤其是对矿产资源的论述更为详细,矿产的储量、在各省的分布状况、产量等等都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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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庶华早年立志治金救国,后来又献身教育,他本人也不是汲汲于名利之辈,按说他应该与政治斗争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在那个混乱的年代,胡庶华却没能独善其身,屡屡被卷入政治斗争中。

胡庶华当校长有一条原则,就是“每任三年必辞”。这其实是他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的无奈之举。此举始于同济大学校长任上,当时他之所以坚持辞去这一职务,主要是因为在“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参加救国联合会积极呼吁抗日,得罪了国民党政府,当时传言,等政局稳定后政府要免去他的所有职务。有人私下告诉他,在邵元冲向蒋介石提到他时,蒋介石非常不高兴的说,“胡庶华的思想不正确”。这样,他只得提出辞职。他之所以离开重庆大学,是因为在文化区改革中发现四川省教育厅并不支持,巴县县政府和龙隐镇的“地头蛇”也以沙坪坝不属重庆市管辖为由进行阻挠。他在西北联大甚至都没有坚持到三年的期限,就因为派系斗争,不得不离开。第二次任湖南大学校长时,陈立夫认为他是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三青团那一边的,在诸多事情上百般为难,经常少发和扣发教育经费,内外交困之下,胡庶华不得不在三年后离开了湖南大学。

陈立夫之所以为难胡庶华可能是出于朱家骅的原因(陈立夫是“CC”派的领袖之一,朱家骅是复兴派的重要人物,两派一直争斗不断)。朱家骅比胡庶华晚一年进入柏林矿科大学和工科大学,虽然1916年因为一战的原因,朱家骅辗转回到了国内,但期间有两年时间,二人肯定是有交往的。陈立夫可能因此觉得胡庶华是朱家骅的人,在胡庶华担任西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时,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朱家骅任命他为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再加上胡庶华在西北联大反对“CC”派的一些行为,招致陈立夫的不满,后来胡庶华担任了三青团的中央团部副书记,陈立夫就更有理由为难他了。客观的说,虽然胡庶华和朱家骅是同学,但并不代表他就会进入朱家骅的阵营,他反对“CC”派的措施也是出于办学的需要,他担任三青团的中央团部副书记,完全是各方权力制衡,才找到他这么一个在青年学生中有影响,但却没有派别的人。胡庶华一生致力于救国,对政治斗争并不感兴趣,却总是遭受无妄之灾,只能说是那个特殊的时代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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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胡庶华确定国立湖南大学决不迁往台湾的原则。同年6月,胡庶华潜往香港的学生家,6月8 日,参加了当时在港立法委员发起的和平运动,联名上书李宗仁,劝其“悬崖勒马,重辟和平途径”,接着又在联合声明《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人士与主张》上签字,号召当时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重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而继续奋斗,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结果被蒋介石开除党籍,并遭通缉。10月初,胡庶华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乘坐油轮绕道青岛复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并任全国政协第二~四届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庶华先后任冶金工业部专员、北京钢铁学院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等职务,为新中国钢铁工业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1961年胡庶华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已经八十岁的胡庶华也受到冲击,但就在这种严峻的政治环境下,胡庶华仍然在日记中写到:“(文革)牺牲青年不少,心实伤之”,“这是这次运动一个很大的弱点,使帝国主义反动派十分高兴”,“运动中工厂农场绝对不能停工,运动时间不宜太长,以免夜长梦多,把运动引向邪路”。1967年5月,他两次上书中央文革小组,请求提早结束这场运动。可惜当时没有人能听得进这番以极大勇气说出来的逆耳忠言,反而给他招来更残酷的打击和批斗。1968年6月17日,胡庶华曲折的人生划上了句号。

胡庶华一生公私分明,平时公用与私用信封、信笺都分开备用。他对学生的教育不是生硬的说教,而是以身作则,他认为改良中国教育的方法就是“知行合一,言行合一,始终如一,表里如一。”他始终坚持全民族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为此他不惜放弃自己冶金救国的理想,也不得不立下“每任一职,三年必辞”的守则,也始终能够坚守它。文革中,在受到迫害的情况下,他还能上书敦请结束这场运动。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金属的坚硬,还有金属的光泽。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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