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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政治校长——刘季洪  

2012-09-15 09:29:49|  分类: 《天下》2012年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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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远

本刊上期《世事纷纭说赖琏》一文中,提到1944年,赖琏辞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职务,接任者为刘季洪。和赖琏一样,刘季洪也是“官员办学”的典型人物,1946年,西北大学爆发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学生运动,刘季洪动用军警进行了镇压,但在他本人的回忆录中,对这次学生运动竟没有只言片语的记录,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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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刘季洪出生于江苏丰县,1916年考入设于徐州的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21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5年毕业后,他曾在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北平孔德学校短暂任教。1927年,刘季洪担任江苏省教育厅督学,在南京主持南京通俗教育馆,1929年,受命在镇江筹办镇江民众教育馆,推动社会教育运动,此后,刘季洪对社会教育一直颇为关注,在海外留学之际,对美国等国的社会教育进行过考察,还写过专著。他所鼓吹的社教运动,效果如何,由于笔者手头研究资料匮乏,不得而知,不过根据解放前中国民众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这一结果来推测,效果应该不大。

1924年,刘季洪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他成为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及江苏省清党委员会和南京市清党委员会委员,参加了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清党运动”。不过,与赖琏在回忆录里渲染自己的清党经历不同,刘季洪对自己的“清党”工作,只是一笔带过。

1930年刘季洪到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研习教育,获教育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哲学,又在英国牛津大学研究英国教育,前后时间三年多。回国后,他任教于江苏教育学院,不过时间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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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到1938年,刘季洪担任河南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期间,河南大学得到了较大发展,在他离开河南大学到教育部任职之后,他还对河南大学格外关照。具体来说,他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1、  裁撤冗员,整顿校风。刘季洪刚接长河南大学之时,由于前任校长超额发了不少聘书,教职工冗员严重,导致学校办学金额不足。针对这种情况,刘季洪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对教职员重新聘任,经过一系列措施,一下子裁掉了50多人,使学校办学经费收支相符,同时留住了一批有水平的教职员,比如罗章龙,1934年到河南大学任教,1935年兼任经济系主任,直到1938年才离开。针对河南大学校风松散的问题,刘季洪进行了整顿,比如,河南大学医学院规定女生必须参加护理实习,其中包括对病人大小便的护理等。此规定遭到全体女生的反对,并以绝食抗议。学生绝食大半天后,刘季洪在晚饭前召集学生训话,说明护理经验对医生的重要性,并亲自陪同学生一起进餐,很妥当地处理了这件事情。

从以上几件事情可以看出,刘季洪办事果断,同时像裁撤教职员这样的事情,没有引起大的动荡,也可看出他具有很强的行政能力。

2、  接受东北大学学生来校借读。“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迁往北平。1934年东北大学农学院停办,其师生来到河南大学农学院借读。1936年国民政府又决定将东北大学整体南迁,由河大接待。同年夏季,东北大学500多人到达,受到刘季洪的特别照顾,不仅让东北大学的学生吃住无忧,而且安排最好的老师上课。1937年,东北大学由开封迁往西安,有部分学生不愿意随学校前往,河南大学将他们收为转学生,使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3、  促使河南大学由省立升级为国立。这是刘季洪离开河南大学几年后为河南大学办的一件大事。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原危急,河南大学准备迁校,刘季洪主张将河南大学迁到重庆万县,但河南省政府不愿意河南大学离开河南,而是决定将其迁移至鸡公山及镇平县一带,1938年夏又迁往豫西伏牛山区嵩县潭头镇。刘季洪与河南省政府发生了矛盾,于是他在河南大学迁往镇平之际,辞去了河南大学校长的职务。虽然离开了,但刘季洪一直对河南大学念念不忘,1942年,他在教育部担任社教司司长,这年夏天前往豫陕视察教育,特地到嵩县潭头镇看望河南大学师生,视察回去后,他向教育部报上河南大学申请国立的材料。同年,国民政府通过决议,将省立河南大学升为国立。

1944年,日军攻打嵩县,河南大学师生上百人被日军俘虏,十几位女生投井自杀。当时,刘季洪在西北大学担任校长,闻此消息,非常痛心,也为自己当年没有坚持将河南大学迁到万县自责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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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到1947年,刘季洪在西北大学当了三年校长。事实上,早在1941年,西北大学当时的校长胡庶华辞职之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曾想让刘季洪去接任西北大学校长的职务,但被他推辞,最终陈石珍代理西北大学校长,后由赖琏接任。1944年,赖琏辞去西北大学校长职务,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委派刘季洪接任。

对于在西北大学的经历,赖琏称之为最愉快的回忆,刘季洪则称之为最辛苦。此话值得仔细玩味。

据刘季洪在回忆录里称,他来西北大学,首先解决的是师生的生活困难问题以及振奋他们的精神生活。当时西北大学设在城固,粮食、柴火以及照明用的汽油等的筹措都比较困难,尤其是柴火,必须从几十公里外的洋县山区购买,运输很不方便。西北大学校长有一辆专用的黄包车,供其代步所用,但刘季洪认为自己用不着,特命将其改为运柴的架子车,供学生食堂使用。(关于西北大学校长的这辆黄包车,曾经闹出过风波,陈石珍代理校长之时,住在校园之内,住家与办公地点几步路之远,但他还是每天坐黄包车上下班,为此遭到了一些师生的嘲笑,有学生甚至将他的这个行为编成段子,在舞台上公开演出,后来在一次学潮中,学生曾烧了陈石珍坐的黄包车。)在振奋师生的精神生活方面,刘季洪规定学生必须早起,每天必须参加升旗仪式,他自己每天都是五点起床,和学生一起参加升旗仪式。他还鼓励学生多组织课外活动,比如成立平剧社等,为此,他竟然低价从军方库存里购买了一些戏服等。虽然刘季洪从军方购买戏服提供给学校的平剧社这样的行为,有作秀、甚至讨好的成分在内,但也可看出一片苦心,他是努力想在西北大学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的。

在教学和科研上,刘季洪也费了一些心思。平津两地高校的教师到西北后,教学科研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向,对西北地区历史、地理、气象等的研究显著增多,对此,刘季洪继续支持鼓励。1944年,他将王子云领衔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吸纳进西北大学,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全部文物也归西北大学所有,大大丰富了研究资料。

刘季洪接任西北大学校长之时,日军正发动打通在华南华北大通道的豫湘桂战役,意图支援太平洋战场,国民政府在压力倍增以及急需高素质兵员的情况下,发起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号召在校中学生和大学生参加抗日青年远征军,刘季洪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组织西北大学学生参加青年远征军,西北联大有数百名学生入伍参军,甚至有教授参军(本刊上期在郁士元与高启伟的相关文章中对此有详细的介绍,读者可参考阅读)。高启伟当时是西北大学地理地质系的学生,他在入伍前成婚,证婚人即为刘季洪,高启伟老人对笔者谈及他对刘季洪的印象,说他“文质彬彬的”。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西北大学即着手将学校迁回西安的准备工作,刘季洪为迁建委员会主任,为迁校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关于校址的问题,因当时原东北大学流寓西安的旧址为一战区军官总队占据,他就多次与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陕西省省主席祝绍周协商,最后确定原东北大学旧址为西北大学永久校址,即今天的西北大学太白校区(该校址原为陕西农业学堂旧址,1911年春并入西北大学农科,1912年三秦公学借此址办学,1914年复归西北大学,1916年改为陕西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校址,1923年再并入西北大学。1936年2月东北大学寓居于此。1937年9月,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文理学院数学、物理、化学三系,教育学院体育系及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共处于此)。1946年5月,西北大学自汉中城固迁回西安,离别城固之时,刘季洪在校本部立《国立西北大学侨寓城固记》碑,以资留念。可惜的是,此碑现在不知所踪。西北大学迁回西安之后,刘季洪主持对学校进行了建设,使其有了基本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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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从以上几件事情来看,刘季洪在西北大学是一位有作为的校长,应有一个好口碑,但他在1946年动用军警镇压学生运动,却成了他在西北大学的一大恶行,建国以后大陆出版的相关资料中,都将其称为“反动校长”。正如本文开头所述,刘季洪本人在其回忆录里,对此事没有一个字的记录,但如果要全面评价他在西北大学的工作,这件事情是绕不开的。

先讲大背景。赖琏担任西北大学校长以来,竭力打击校内的左倾进步势力,在他长校期间,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有进步思想的学生先后被迫离开了西北大学,西北大学没有发生过什么学生运动。刘季洪担任校长后,继续赖琏对进步组织的高压政策,进行特务统治,虽然允许学生成立平剧社等,但严禁成立学生自治会之类的社团。但即便是如此,还是有地下党员进入了西北大学,秘密组织进步学生成立了诸如“真理卫队”、读书会之类的社团,后来又在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工委领导下、并在“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帮助下,成立了以卫佐臣为负责人的“西北民主青年社”,简称“民青”,是一个党的青年学生外围组织,著名诗人牛汉即为其中的成员。也就是说,在刘季洪当西北大学校长期间,学校内实际上潜藏了一部分进步力量,只要有机会出现,这种力量就会迸发出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2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高校组织学生进行反苏大游行,当时,刘季洪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在重庆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虽然不在城固,但他通过打电报等方式,指示亲信在城固进行反苏大游行,校方即以全体师生的名义,发布了三个反苏通电。此举遭到一些进步师生的反对,季陶达等六位教授公开发表声明反对,校方随后解聘了这六位教授。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地下党员、“民青”组织负责人决定成立学生自治会,反对反苏游行,并要求结束国民党在学校内的特务统治。在国民党组织反苏游行过后,学生自治会组织进步学生举行了反帝爱国游行。

学生自治会成立后,校方并不认可,开除了几位进步学生,学生自治会于是决定罢课,同时派请愿团到重庆和刘季洪谈判。刘季洪表面答应“好说好说”。回到城固后,他采取措施:允许学生自治会成立,但要在校方指导下进行,意思是要对原先成立的学生自治会进行改选。但是,改选后的自治会,其主要干部仍为原来的人员。至此,刘季洪彻底宣布校方不承认学生自治会,同时威胁如果不解散学生自治会,进行复课,就要停发贷金,甚至宣称为此不惜解散学校。

刘季洪此举引起了学生自治会更大的反抗,学生自治会主席团成员决定接管校政,把刘季洪赶出学校。他们冲进刘季洪办公室,牛汉等人下了校警的枪,同时没收了校印,刘季洪当天离开学校逃到汉中。

离开学校后,刘季洪即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陕西省政府及汉中警备司令部求援,要求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他组织起了由国民党、三青团学生构成的护校团,在军警配合下,逮捕了包括牛汉在内的学生自治会的一些成员。刘季洪又对拥护学生自治会的学生采取停发贷金和拉拢等两种手段,实行分化瓦解,重新控制了西北大学。至此,西北大学的这场学生运动被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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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几件事情的叙述,似乎可以理解刘季洪为什么说他在西北大学的工作经历“最为辛苦”这句话了。

首先,在他的任期内,西北大学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比如迁校,他作为主要领导,面对的工作是具体而繁重的。

其次,他作为一校之长,动用军警对学生进行镇压,虽然他对此没有提及,但如果说这件事情没有在他的心里引起波动,也是很难想象的。他所说的“最为辛苦”这句话,笔者推测是有这件事情的成份的。

1947年,刘季洪辞去西北大学校长职务,随后在国立政治大学任教。大陆解放前夕,刘季洪与妻子和最小的两个孩子去了台湾,另有五个子女留在了大陆。

到台湾后,刘季洪先后担任了正中书局的总编辑、总经理及董事长。正中书局可不是一般的图书机构,而是陈立夫所创办的、控制思想宣传的机构,同时承担印制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在刘季洪的经营之下,正中书局靠印刷教材赚了很多钱。1959年,刘季洪接任国民政府政治大学校长职务,该学校原为国民党党校,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改为国立政治大学,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刘季洪在政治大学一直工作到1973年。撰写此文时,本刊编部联系到台湾政治大学秘书处,其工作人员提供了刘季洪在政治大学的一些资料,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刘季洪的报道。1959年政治大学只有三个学院十二个系、四个研究所,刘季洪长校十四年后,已扩充为文理、法、商三学院二十二个系、十六个研究所。学生也由二千四百五十人增加为五千八百四十五人。刘季洪对师生生活颇为关心,哪位教授家里负担重,需要补助费,他比三个学院院长更要了解,因此,有“大家长”之称。1973年到1984年,刘季洪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在此要职上工作了11年。1989年,刘季洪病逝。

刘季洪任考试院院长期间,八十大寿之际,有江苏同乡及弟子要为其祝寿,而他为“避寿”,以“私人考察”为名,与夫人前往日本。刘季洪对子女教育颇严,其子刘万航留美期间,不花父母给的生活费,而是利用假日周末在一家中国餐馆打工挣钱,以致于后来,他能在五分钟内分解几十只鸡的骨和肉,单手可以捧起高及天花板的杯盘。刘万航在台北故宫博物馆主持科技室时,曾替台北故宫博物馆安排过菜单。

刘季洪一生著有《各国成人教育》、《教育统计学》、《教育生涯漫谈》等著作。为了了解这个人物,笔者四处寻找他的著作,经历周折,最终只是在河南大学图书馆才找到了一本他的《教育生涯漫谈》,购买了这本书的复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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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对刘季洪的一生及其办学做一番总结。这个总结,不妨与赖琏做对比进行。

1、  虽然刘季洪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也写过《各国成人教育》这样的学术著作,但和赖琏一样,他并不是一个教育家,他的办学,也是官员办学,即重视贯彻国民政府的教育战略,维持学校教学秩序的稳定,当这种稳定的秩序遭受到挑战之时,他会不惜一切手段来维护,这就是在西北大学爆发学生运动之时,他要动用军警进行镇压的原因。而前任西北大学校长、时任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面对学生运动,对学生采取的是保护措施,原因在于胡庶华本质上是一名教育家。

2、  刘季洪和赖琏都是行政能力很强的人,办事雷厉风行。不过,在赖琏任期内,西北大学没有发生过一次学生运动,而在刘季洪任期内,西北大学发生了规模很大的学生运动,这是大势使然,是大格局决定小格局,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所依赖的国民政府当时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大,但实际上正走向没落,这是他所不能控制的。

3、  为什么赖琏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大谈特说他的“清党”经历和对进步学生的高压手段,而刘季洪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却对自己动用军警镇压学生运动只字不提呢?这里当然有个性方面的原因,但笔者推测,更大的原因可能与他们各自的教育背景有关,虽然同有美国留学背景,但赖琏学的是工程技术,工科教育是不太管价值问题的,在政治上,跟定了一个政治组织,就一直跟着走,然后用技术性的手段来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清党”也罢,对进步学生采取高压手段也罢,在他看来,是在解决技术问题,在内心和价值观上没有什么冲突,所以他什么事都敢讲!刘季洪不一样,他是学教育出身的,有价值观念,他是清楚自己动用军警镇压学生是没有道理的,但职责所在,又不得不做,他的内心是有冲突的,因此,他只做不说!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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