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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灵魂是自由(二)  

2012-03-31 19:23:56|  分类: 《天下》2012年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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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行的科研体制是什么?

   一言以弊之,举国上下只有一种体制:强制性的学习科学的体制,这种体制独一无二且无所不在,没有给自由的科学研究活动留下任何的生存空间。

   这种体制的外在表现是,由一批先掌握了西方科技的人按照西方科技的“标准答案”制定科研方案,评价科研项目,决定科研资金的投向,指导科研人员的行动目标。所以,我国特别注重“海归人士”,因为他们是先学会“标准答案”的先知先觉,要由他们来教会更多的“后知后觉”也学会“标准答案”。

   这种体制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且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核弹爆炸,卫星上天,都是这么实现的。对它的历史功绩,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而且,还将在未来长期存在下去,是中国科技体制的主干部分。这个基本定位不能动摇,因为中国在科技水平上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是不争之事实,只要这个差距存在,强制性的学习科学体制就绝对有存在的必要性。

   但这种体制也有明显的弊端,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弊端的作用愈发明显。

   笔者从两个具体的方面来分析其弊端,一个是高校的职称评定,一个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

   现行的高校职称评定工作,基本上是学术期刊的编辑在担任“裁判”,是外行评价内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各学校评定职称的所谓最客观、最公正的评价标准就是看你在什么级别的刊物(如权威期刊,还是核心期刊)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每篇论文占多少分,以此作为标准打分,学校里的职称评定委员会实际上形同虚设。应该说,这是一个公平分配利益的机制,而不是一个客观评价学术水准的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实际的评价者是那些学术期刊的编辑们,尽管这些期刊都有所谓编辑部外专家审稿制度,但最终用稿权在主编手上,专家意见只是参考。任何学术期刊的编辑,相对于他们的作者来说,都是那个研究领域的外行。由于学术期刊担任了“客观的”评价者,所以,消减了学校内部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压力,大家也都认了这个事实。但事实上,那些学术期刊的编辑们能评价从讲师到教授们的科研水平吗?当然不能,他们自己在这个领域什么都没做出来,怎么能去评价别人!现在,大家都明白这种评价行为的性质,所有的人都知道,本来应该、而且也冠冕堂皇声称的标志着学术研究水平的学术职称副教授、教授,实际上不过是房子大小、津贴多少的一种物质待遇的差别,并不意味着学术水平的高低。为了混上大房子、高津贴,也为了保证基本的饭碗,这些“科研人员”只能出钱去买“论文刊登权”了,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已不是什么潜规则,而是公开的市场行为,各高校还有相应的补贴标准,在不同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论文有不同的补贴标准,这相当于有组织地去花钱买职称。学校为什么肯出这笔钱呢?因为论文的数量也决定学校的科研地位和经费状况。在这种强大的金钱驱动力作用下,中国的科研论文数量达到了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①但是,只要还有点基本的科学良心,就不得不承认,这数量庞大的所谓科研论文(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中,80%内容陈腐平庸,只能算作是印刷垃圾,还因浪费纸张,而污染了环境。

   再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也包括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其主要环节是由申请人提出项目申请,由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办事机构组织各学科专家评定,据称这是最公平、也最透明的评定制度,评定后会拨下资金,资助研究,各高校和科研单位无不把申请这种项目作为重要的工作来抓。但是,仔细看一下其申请报告(业内俗称“本子”),主要格式无非是这个领域内国内外研究现状、自己在这一领域内已经做过哪些研究工作、创新点何在、预期要取得哪些新的成就等。再看其评价过程,主要是由那些在这一领域做过研究,但对申请人提出的研究问题是没研究过的专家给出评价意见。这就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从申请报告内容上必须明确承诺要达到一个什么研究成果,就是要有个“标准答案”。这在逻辑上是荒唐的,对自己还未开始深入研究的问题,就提出有什么创新点,就要承诺预期的研究成果,那怎么可能呢?真正的科学研究是对未知领域的追问和探索,谁知道能得出什么结果?如果事先知道结果是什么了,还叫探索和研究吗?有一位教授在回答何谓创新标准时,说:“很简单,作减法,用你声称要达到的目标减去国内外对同一问题的研究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要有根有据地论证),得数越大越创新,得数是零甚至是负数,没创新。”①这话是很简单,很简单地说明了这种评价的标准不是创新而是守旧。什么是“国内外对同一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平”?无非是现在已经做出的一些探索成果,如果笔者认为这些成果都是错的呢?而且过了几十年,真能证明这些探索成果是错的呢?这种情况在科学中是绝对的大概率事件,那我们还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岂不是逼着我们去跟着犯错!真正的科学创新本质上讲就是对一切已成观念的颠覆,按照这位擅长“简单化”的教授的标准,所有人都没办法创新了。说到底,现有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包括社会科学基金),本质上讲是一种强制性的学习科学的制度,是一种控制科研投入风险的制度,是一批已经形成自己固定的观念的学者强迫其它没有形成这种观念的学者学会这种观念的过程。这些评定专家们依据他们掌握的公认的“正确的标准答案”,强迫其他学者们再做一遍有关这个“标准答案”的练习题而已。不是说这种制度没有效果,它在推动中国学习、追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同时也严重地扼杀了中国的科学创新能力。因为从科学研究的本质来看,一切已有的科学成就都是有待证伪“错误结论”,一切有成就的专家一辈子却在延袭错误的方向上奔跑,真正的创新是抛开这一切,开拓一条新路。

   如果问笔者,什么是科学创新的标准?笔者的回答是,“没标准”。有标准就不是科学创新了,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追问和探索(笔者要不厌其烦地反复重复这个基本常识),是一项没有标准答案的事业,真正能评价科研水平的只是未来。

6

   在中国现行科研体制中,真正的科研主体不是自由的科学家,而是政府和企业。

   政府(不是国家,很多人经常混淆这两个概念)出于国家发展的需要,企业出于挣钱的需要,强迫着所有科研人员在一条既定的轨道上奔跑。

   从实现学习科学的目标上来看,这种作法完全正确、积极、有效。但如果从真正建立科学创新机制的角度上来看,政府和企业在“天性”上是做不到的。

   政府是干什么的?是维持社会正常稳定运转的机构,政府不能做没有把握的事,不能做在未知世界里冒险的事,政府做的一切事情必须是公众认可的“正确”的事情,而公众认可却是真正的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敌人,科学家们往往要挑战的就是公众的常识,政府如果来支持科学家们的这种挑战,意味着向公众宣战,那岂不是要被公众推翻!

   企业是干什么的?企业是以盈利为目标的经济组织。只有把确实证明有市场前景的新科技成果投入批量生产,才能带来利润。让一个企业,去花钱做根本无法预期其产值与目标的事,有些难为企业了,尤其是中国的企业。西方国家的企业好些,他们的很多企业就是从科研冒险中创造出来的,尝过甜头,敢于下注,敢干。所以才诞生了微软、思科、苹果这些创新型企业。当然,外国也有因保守而失败的企业,如诺基亚、柯达,可能更多的是我们不知道的因创新而倒闭的企业,如日本那家搞生物芯片的企业。中国的所谓科技型企业几乎全是靠学习模仿起家的,尝到的都是学习模仿的甜头,比如大名鼎鼎的联想集团,我们就没看到它有任何实质性的科技创新。所以,让中国那些靠仿冒抄袭发财的企业家,做出像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那样的冒险创新决策,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要想使中国真正有科学创新能力,就必须创造出一种让科学家成为自由的科学研究主体的机制。

7

   从整体上看,现行中国科技体制有以下不良后果:

   1、制度整体上以学习和利用别的国家已有的科学技术为目标,在规避了创新风险的同时,也全面扼杀了一切创新的可能性。

   2、在这种体制作用下,培植出了一大批以学习科学为能事的职业群体,这部分人约占中国科研队伍总数的80%以上(没有什么调查根据,只是来自笔者的直接观察),笔者说这是一个职业群体,不是说他们有职业精神,而是说他们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才从事科研行业的(这个行业收入虽然不高,但很稳定,有较好的社会福利,有较体面的社会地位),再直白些说,现有科研人员中的80%以上,不是出于内在的兴趣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从事这个行业的,而是为了找份收入稳定的、体面的工作而从事这个职业的,是为了挣钱而来的。这导致他们缺少探究未知世界的内在动力,而更倾向于从事有“标准答案”的学习科学的工作。这种人员构成说明,现有科研队伍本身缺乏创新能力,惰性较大,而且,由于这种人数量众多,对那些真正有创新精神的科研人员反而形成了一种抑制作用。

   前些年还有前辈学者谆谆教育年轻的科研人员,要安心科研,要淡薄名利,不能为了钱而搞科研,现在说这种话的人也少了。是的,前辈学者确实能淡薄名利,不为钱工作,因为那时是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加上部分的供给制,大家挣的钱差不多,也用不着花钱办事,所以,可以不为钱去工作。如今是市场经济时代,要娶妻生子,买房买车,供孩子上学,哪一处缺了钱能行?况且,博士毕业就比硕士毕业挣得多,就可以被某地当作人才引进,就可以仅以市场价的20%弄套大房子住。如果不是为了挣钱,哪有这么多人去考硕士,考博士,做博士后。为钱工作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让这些本来就是冲钱而来的人不要为钱而搞科研,那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瞎话说多了,说到没人听,说的人也就不说了,所以这类声音也少了。

   当然,人为了养家糊口、过上高品质的生活,去挣钱,去奋斗,这也没有什么错。而且,在事实上是以金钱为主要激励手段的体制中,这些人也能很好地实现学习科学的目标,因为有具体的“标准答案”,只要您会答出这种“标准答案”,就能有钱、有车、有房、有地位,那些聪明才智之士就一定会努力早日解决“标准答案”问题,这是目前这些人的积极方面的贡献。

   但是,这些只知挣钱、不爱科学的人是敌视那些真正热爱科学、有科研能力的人的。道理很明白,如果那些人成功了,就会对自己造成严重的威胁;学习科学比创新科学容易多了,如果一旦让那些真正有科研创新能力的人得势,自己的一切物质待遇就会失去,而且会卷入真正科学创新的过程中,那是他们力不从心的事情。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压制有真正科学精神的人。爱默生说过;“学院憎恨天才,正如修道院憎恨圣徒”,就是这个道理。

   高校评定学术职称的机制,为什么会演变成由学术期刊的编辑来当“裁判”的局面,主要也是这个原因。其实,在一个学校内,特别是一个小单位(如学院、系)内的同事,谁不知道谁有真本事、谁没真本事,都清楚。如果不关乎津贴、房子、地位这些实际利益因素,同事之间说不定还能做出客观的评价,但一到了与切身利益相关的时刻,绝大多数人就会从捍卫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贬低别人、保护自己,就会睁着眼睛说瞎话,把有本事的人打下来,打到和大多数人一样的竞争规则中去,这就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

   在庸人的利禄追求压力下,剩下的那20%左右有科研兴趣的人,就这样被迫转入了和庸人一样竞逐学习科学的过程中。没办法,如果你搞一个真正的没有标准答案的探索项目,很难得到各级专家、评委的承认;如果你写的论文,不合学术期刊编辑的口味,也很难发表。那么,你就不仅要失去津贴、大房子,而且,在同行之内,没有人说你有本事,反而都在笑你傻,那你还有什么选择?你也不傻,你也不笨,也能按平庸的人一样的学习科学的规则去竞争。于是,有科研能力的人也就不去搞真正有科学价值的研究了。

   笔者记得一个真实的故事,某高校评定副教授的答辩会上,评委问一位应辩者:“您评上副教授后,未来还将在哪些方面展开深入研究?”那位诚实的老兄回答说:“我觉得什么类型的论文好发表,就再写一些,准备当正教授。”全场哄堂大笑,那位老兄的副教授通过了。

   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几乎见到的每一位学者都很忙,忙于做课题,忙于为完成年度任务指标写论文。做的那些课题呢,大多数他们自己也认为没什么科学价值,但如果不做,就没课题费,就没有钱花。他们很多人都在抱怨,没有时间读一读自己真正想读的书,而且绝大多数的人对自己专业领域内别人的研究动态毫无所知或麻木不仁,这就是我国科研队伍的真实状态。

   3、这种举国一致的学习科学的体制,其好处是在赶超已有的科技水平方面效率巨大,快且深入,甚至比那些“老师们”做得还好。但也隐含着另一种危险,就是很可能被一次性地整体淘汰,一下子再度陷入绝对落后的状态。道理很简单,当你的全部精力都朝着一个人家已经做出来的目标而努力时,人家如果发生了一次新的革命,突然放弃了原有的东西,那你们这些学习者的一切努力就全部白做了。比如,我国曾经在电视机彩色显像管行业卯足了劲儿追赶并超过了日本,但是人家突然放弃了彩色显像管,转而发展液晶电视,那么我们积累起的所谓先进且庞大的彩色显像管产业,一夜之间变成落后的产业。不仅不是发展的动力,反而是一个沉重的转型负担,不得不高价进口别人的彩色液晶显示板。从逻辑上讲,一个以学习别国先进科技为战略目标的国家,不仅总是落后国家,而且必将会再度沦为更落后的国家。

8

   事实上,我国的最高决策者们也看到了现有科研体制的弊端,所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但是,可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地区及相关单位搞出的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创新举措”,不是在落实建设创新国家的战略目标,相反,是在变相抑制真正的创新行为。比如,某省宣称要建设十个创新基地,某高校宣称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创新中心”,简直不可思议!比如哲学创新中心,无非是弄几个人儿,在那里装模作样,把别国哲学家说过的话翻译过来。这算什么创新?哪一个国家哲学创新是靠建一个所谓创新机构,再指定几个所谓“有创新能力”的人在那创出来的?斯宾诺莎是这样创新创出来的吗?笛卡尔是这样创新创出来的吗?休谟是在这样的“创新基地”里孵化出来的吗?维特根斯坦是这样创出来的吗?自然科学也一样,如果靠行政力量,指定一些决策者们认为有创新能力的人去创出决策者已经有了明确“标准答案”(他们一定得有标准答案,否则如何对这笔投资交待)的所谓创新成果,那就不是创新了,而是完成一项守旧的任务而已。这种明明如“皇帝的新衣”的神话,居然能大行其道。

   再比如,一讨论到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马上就会有学者提出,要解决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问题,要促进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①笔者始终不知道说这些话的人是怎么想的。据笔者所知,我们现行科研体制的每个环节,都迫使科研人员在选择项目时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正是如此,使他们发展不出来超越现有市场预期的创新产品来。事实上,高校和科研院所里那些所谓不能转化成生产力的科研成果都只是为了评职称、争项目,弄出的规避了一切创新风险的平庸之作。再透彻些说,只是些通过了平庸考官的“学习作业”而已,根本就不是什么科研成果。本来就没有科研成果,还怎么转化成生产力?我们真想要改革中国的科研体制的话,首先得从这些似新实旧的混乱思维中摆脱出来,真实地想清楚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更多文章请详见《休闲读品·天下》2012年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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