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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读品》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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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怎样的城市化?  

2011-06-27 10:18:11|  分类: 《天下》2011年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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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驶上城市化的快车道,不出十五年,将实现全面城市化的目标。突如其来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耕地减少,环境污染,地域特色文化消失,产业结构畸形,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人口就业压力增大……等等。而我们应对这些问题的思维和手段似乎还停留在传统世界里,总是慢半拍。于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城市化结果?是一个结构合理、环境优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城市群,还是一个结构畸形、环境被破坏、问题成堆的城市群?

我们当然都想实现那个好的城市化结果,但如何实现那个好的结果,还有太多的思路需要理清,本文就是这些思路清理中的一部分,这些思绪产生在穿行于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的旅途之中,零乱、缺乏系统,且不够专业,我们努力用逻辑上的一致性去整理出这些散乱的思绪,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也许这些文字始终没有转入实践的途径与机会,但它们至少表达了我们对于祖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

关于城市和城市化

1、城市化是由产业革命带来的

城市是与农村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城市与农村的最本质的差别在于居民的物质生产形态不同:农村是从事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的人口聚居区;城市是从事工业及其它现代产业为主的人口聚居区。种植业和养殖业需要宽阔的土地作为场所,所以,其聚居形态就是面积较大的田野间分散的人口数量较少的聚居点——村落;工业和其它现代产业所需的作业场所,比起种植业来讲要小得多,但人员密集程度要高得多,由此,就形成了人口极度密集的聚居区——城市。城市周边也有田野,只是由于人口聚居区(含商业服务区)太大,人们要走出好远(如20公里以上)才能见到田野,不像乡村那样,走出几百米就可见到田野。

古代也有城市,那时形成城市的原因也是农业以外的其它产业,如统治业(现代的说法是公共管理业)、手工业等。由于统治业和手工业的规模不会很大,所以,当时的城市在规模和数量上,都要比现代城市小得多,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也不过一百万左右,那还是因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有最为庞大的“公共管理业”所致,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疆域没那么大,“公共管理业”的规模就小得多,所以城市规模也就小得多,在古代的欧洲,二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就算大的了。

自从产业革命以后,现代的非农产业快速发展,种类、规模和数量都不断扩大,所以,现代城市的规模和数量也不断扩大。如今,世界上超过一千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就有数十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更是不计其数。一切都是因为现代产业,包括工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造成的。

2、产业性质决定城市性质

既然现代城市是由现代产业造成的,那么,有什么样的产业就决定什么样的城市。以中国为例,重庆这座城市起源于其处于四川长江水运起点的码头地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支撑这个城市的是运输业,由此也造就了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码头文化:人员流动性强,讲江湖义气,易形成各种黑社会帮派诸如袍哥之类的。建国后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出现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如基于石油业的玉门、大庆、克拉玛依,基于钢铁冶金业的包头、攀枝花等,各城市也有其独特的文化色彩。

外国也一样,美国的底特律是汽车业的城市,美国汽车工业的衰退使这座城市也开始衰退。

当然,任何城市都不是由单一产业构成的,而是包含着多种产业,但在这些产业中,总有一些起初始作用或现在起最主要支持作用的产业,我们不妨称这些产业为该城市的核心产业或支柱产业,是支柱产业的性质决定着城市的性质,比如北京,其支柱产业就是公共管理业,其它一切产出均是围绕着公共管理业发生的。同理,中国每个省的省会城市,公共管理业也是其核心产业。

3、产业规模决定城市规模

构成现代城市的真正“细胞”是企业而不是社区;是企业在给这些人发工资,提供生活资源,而不是社区;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决定着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进而决定城市整体的规模。产业也是由企业构成的,在生产性质上相同的企业集群就是产业,因而,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产业规模决定城市规模,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区域内,大产业造就了大城市,小产业造就小城市。

4、产业政策决定城市规划

既然产业决定着城市的性质与规模,那么,在对一座城市进行规划时,首先要进行产业规划,或者说,城市规模只能在既有的产业基础上进行,而既有的产业基础及其发展方向是由政府的产业政策决定的。如果说,发展出具有独特文化、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的城市是目标的话,那么,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产业政策,如果产业政策不到位,那么就不能实现这个好的城市化的目标。

5、手段与目标的背离

也恰恰就是在产业政策这个关键问题上,现在的有些实际做法是背离了自己设计的城市化目标的。比如:我国的城市化方针是“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但所有的产业政策都是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简言之,就是鼓励大企业发展的政策,(尽管也有不少鼓励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政策,但其目标仍是要求小企业“做大做强”,变成大企业,而不是维持在小企业的地位上),所以,实践下来的结果是,大城市控制不住,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中等城市的发展速度总是落后于大城市,且越落越远;而小城市的发展就更是落后,最终的结果,就是造成了畸形的产业结构与畸形的城市结构。

再比如,我国在城市化发展中,特别强调保护农业用地,强调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越过,可事实上,总有人在挑战这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以茅于轼先生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发出的是理论上的挑战,而各地的乡村政府和当地农民,已经悄悄地在那十八亿亩地上盖起了不计其数的小工厂和度假村,这是在行动上的挑战。这些人之所以敢挑战这条“红线”,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产业政策的缺失,如果通过政策手段的调控,使得一亩耕地的农业产值等于一亩地的工业和商业产值,或者房地产开发商买一亩耕地的代价足以让其破产的话,那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就不会再有人挑战这条红线了。

6、小结

我们不必絮叨发展小城市的好处了,也不必再强调保证十八亿亩耕地的重要性了,因为对一个个具体的利益主体来讲,他们所想的只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根本听不进去那些出于公共利益和他们自身长远利益的道理。人就是这样,他们宁肯花一百万块钱把自己家里装修成豪华的宫殿,也不愿为改造门前的臭水沟投上一万块钱。只有政府是理性的,而且是公共理性,政府就是公共理性的化身,它必须实现自己的使命,只有政府基于公共理性基础上制定出科学正确、且有强制性的产业政策和城市化政策,才能确保我们的城市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所以,在讨论如何实现一个好的城市化的未来时,我们将把更多的注意力关注在产业政策上。

我们的目标是: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我们的手段是:严格控制大企业和大产业,积极发展小企业和小产业。

当前的突出重点是: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保住最基本的耕地(农业用地)。

关于产业政策

1、产业政策管什么

产业政策实际上只需要管住三件事就OK了:

1)企业的性质;

2)企业产品的品质;

3)企业的规模。

产业政策的实际调节对象是人们的欲望,用现在流行的术语叫利益驱动。现在一提到那些破坏环境、侵占耕地、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血铅事件等等,就会看到一大群评论家们的老生常谈:利益驱动使这些企业走上邪恶的道路,按这些评论家的逻辑,只要遏制住了人们的利益驱动,就能根绝这些邪恶事件的发生。

可是,人们的(进而集中成为企业的)利益驱动你能根绝吗?能抑制吗?能让他自我约束吗?当然不能!纵然勉强去硬做,如同在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所做过的那样,其结果是经济因缺乏发展的内在动力而陷于停滞状态。所以,现代产业政策的实质不是消除或抑制企业的利益驱动,而是以各种手段引导企业和个人的利益驱动,使他们的逐利行为转移到保护环境、科学发展的方向上来。要做到这一步,当然很难,但必须这样做,只有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产业政策才是有价值的。

2、鼓励与限制:产业政策的基本对位关系

当我们鼓励什么时,同时一定意味着限制什么;同样,当我们限制什么时,也一定意味着同时在鼓励什么,这是一个基本哲学出发点。遗憾的是,当我们检讨现行产业政策时,常发现:只有鼓励,没有限制;或者是只有限制,没有鼓励。例如,鼓励在某一领域中发展中小企业,就同时应限制在这一领域之内发展大型企业,但我们看到的实际政策是只鼓励中小企业,而不去限制大企业,导致的实际结果是中小企业并没发展起来。所以,在思考产业政策时,我们必须坚持鼓励与限制同时存在的辩证法原则。简言之,如果我们发现一项政策只是在鼓励什么而没有限制禁止什么(反之亦然)的时候,就应明白,这项政策是注定达不到其目标的政策。

3、关于企业的性质

这里所说的企业性质,只是指企业的产业性质(如高科技或传统产业),而非社会性质(如股份制还是全民所有制)。从产业性质的角度可对企业做多种划分,例如:

1)高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之分;

2)研究创造型产业与复制加工型产业;

3)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

4)高附加值产业与低附加值产业;

……等等。

这是一种实证分析的问题,根据观察的角度不同,可以做出无数种划分,将来,我们会在涉及到相关问题时具体讨论。本文只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更具抽象意义的划分,来解释产业政策在提升产业性质方面可以做的工作。

我们认为,现代产业政策在企业的产业性质方面所追求的目标为:

1)鼓励研究探索型企业,限制复制加工型企业;

2)鼓励高附加值企业,限制低附加值企业;

3)鼓励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企业,限制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企业。

4、以“研究创造型企业”代替“高科技企业”

本文没有提及鼓励高科技企业发展,原因在于,在目前的概念之中,关于高科技企业的定义是有问题的,很多按现行产业政策给予鼓励和扶持的高科技企业事实上没有任何高科技含量,比如软件企业,目前大多数国内的软件企业实际上从事的只是“软件装配工”的工作,如给外国公司开发外包软件或按某一用户要求开发应用软件,这种工作事实上只是另一种简单的劳动熟练工作,没有多少智慧含量,并不需要有创造力。所以,笔者以为,“研究创造型企业”比“高科技企业”的概念更为准确,更有利于鼓励真正的高科技企业发展。其实,真正的高新科技的标准不是紧跟别国已有的东西,而是在某一领域内独立创造出全新产品,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真正推动科技进步。

5、“高科技企业”不等于“高附加值企业”

这话是在两种意义上说的:一是高科技企业是研究创造型企业,研究创造新事物,是要冒大风险的,一个企业,往往搞了二十个项目,只成功了一个,全靠这一个成功的项目把那十九个失败项目上的投入捞回来,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成功的项目收入很高,附加值挺大,但如果摊入全部项目的研发成本,附加值就没那么高了。第二,有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品,尽管其科技含量很高,但价格并不能太高,所以,附加值也不高。以汽油和白酒为例,生产汽油的石油工业与生产白酒的酿酒工业相比,科技含量高出不知多少个数量级,但一升汽油最高只能卖到7.8元,而一升白酒最高的可卖到数万元,白酒的附加值是汽油的数千倍。由此可见,鼓励高附加值企业与鼓励高科技企业不是一回事。

当然,应该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因为,那就是鼓励占领未来世界的制高点。但在鼓励高科技企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鼓励的是创新精神,而不是附加值提高。

6、高附加值来自何处

企业产品的附加值有多种来源,有创造产品的劳动性质与劳动数量(这里,也包括科技含量,即有智慧的劳动),也有特定条件下的市场需求(如某一时期对保健品的需求),也有产品的稀缺性等等。总之,产品的价值形成过程是消费者的主观认定与产品性质之间的互动过程,有多种因素参与产品附加值的形成,因而就有多种手段去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并不只是高科技一种手段。

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讲,用政策手段保证产品品质的优良性和适度的稀缺性,是提高产品及其企业的附加值的更有效的手段。

7、产业政策应管住产品质量

产品质量不只是企业的事,更是区域经济发展,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大事。在市场经济初期,由于意识和法规都不够完善,不少企业靠假冒伪劣产品发了财,但逐渐走入正轨后,就应用各种政策手段,促使企业走上提高产品质量的路上,但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越来越退化,本来是制造正常奶粉的企业竟然以添加三聚氰氨等手段,自毁产品价值,这说明,在这方面政策的缺失。

应该有更有效、更全面、更深入的政策来监管企业产品的质量,有更全面、更公正、更权威的产品质量评定体系,来监管企业的产品达到各类国家标准的要求。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就是企业附加值的提升。

8、产业政策可以调控产品的稀缺性

所谓原产地保护、绿色产品认证等等,其实,均是在调节产品的稀缺性。这些机制就是通过政策手段,人为地限定某些有充分市场需求的产品的数量,进而造成产品的附加值的提高。但在目前,我国的原产地认证制度还不完备,很多根本不是原产地的产品打着原产地的名号,大挣其钱,而真正产品的原产地,其实际附加值却很低。例如,山东烟台张裕葡萄酒中有一部分是用宁夏的葡萄,甚至就是在宁夏本地酿造的,但是,产品上并没有注明葡萄来源和酿造地,结果,山东GDP总量及人均GDP的增速都高于宁夏,这是宁夏没有切实落实原产地保护政策所带来的价值损失。再比如,打着来自内蒙古草原名号的伊利牛奶,事实上在陕西就有几个不小的奶源基地,可他们的产品并没有注明哪一盒是来自陕西的奶源基地,哪一盒是真正来自内蒙古草原,消费者是按照全部产自内蒙古的牛奶的价格来付钱的,陕西本地品牌的牛奶价格反而不如伊利的高,这也是原产地的保护政策不到位所致。

9、政府信用在品牌中的价值

也许会有人说,企业价值是由品牌带来的。这是同语反复,没有意义,因为品牌就是企业价值,企业价值就是品牌,谁也带不来谁。品牌就是高附加值企业的另一个称呼而已。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企业品牌的价值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

曾几何时,中国以为企业品牌是靠广告造就的,所以,竞相借钱打广告一时成为时尚。但很快,那些由广告造就的品牌就烟消云散了,君不见,那些昔日央视广告的“标王”如今已踪影不见了吗!

经过长期的淘洗,人们逐渐认识到,构成企业品牌核心价值的主要有三方面的要素:

1)稳定的产品质量与服务;

2)适度的产品稀缺性;

3)适当的宣传推广手段。

其中,前两点如上文所说,是政府可以直接以产业政策加以控制的,政府对产品质量的监管和认证,对产品产地的控制等,构成了品牌的实质内容。也就是说,企业品牌的核心价值实际上来自政府信用,甚至也包括宣传方面的,之所以企业肯花巨资去央视打广告,主要是看上了央视的权威性,商业电视台再高的收视率也无法取代央视广告的价值,这在本质上还是政府信用的价值。以茅台酒为例,它的品牌价值来自周恩来总理以来历代领导人的推崇,来自目前国内最为到位的原产地保护政策(尽管还不够全面和严格),来自央视的广告“国酒茅台,酱香典范”的官方媒体对“国酒”的认证,纵观其品牌的全部价值构成,会发现政府信用几乎占据了全部地位。这一事例说明,如果各地的政府,都能真正贯彻原产地保护政策,都能切实加强对本地产品质量的监管,就会创造出更多的品牌,提高本地区的GDP水平。

当地方政府的信用全面浸入地方企业品牌时,无形中就创造了不同于其它地区的地域文化,那么,各城市的文化特点也就隐然成形。

10、关于企业的规模

在企业规模方面,不能简单地说以发展大企业为目标(即促进企业的规模化、集约化),还是以发展小企业为目标,应根据不同的行业做不同的分析。有些行业适合发展规模化的企业,那就应以发展大企业作为产业政策的调控目标,如能源、通讯、矿产等,确实应以发展大型国有企业为目标,这些领域中的大型国有企业不仅能实现规模效益,更主要地是保证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基于此点我们甚至以为农业也可以发展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以保障全国居民基本的粮食、蔬菜和副食供应。有些行业则适合发展小型企业,如轻工类的酿酒、食品、服装,农业中的特色农业等,特别是在研究创新领域,均适合发展小企业。

11、鼓励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要彻底

所谓彻底有两层含义:一是发展小企业的目标就定位在其始终保持在比较小的规模上,鼓励其提高附加值,不鼓励其扩大规模。二是限制这一领域内的大企业发展,如果已经出现了大型企业,应予以强行拆分,以保证小企业的存活空间。为实现这一目标,严格的原产地保护就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例如伊利奶业,如果按照严格的原产地保护政策,它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产量,形不成这么大的规模。这样做下去,表面上看限制了一个企业的发展,但从更全面和深入的角度来看,对于鼓励内蒙古本地的品牌附加值和全国其它各地区的牛奶企业健康发展,对于实现“积极发展小城市”的目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2、对于目前产业发展的一些疑惑

对于目前一些企业发展及其相应的产业政策,笔者有很多疑惑,罗列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疑惑一:国家不是限制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吗?可为什么要将汽车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鼓励呢?汽车产业的发展将带来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所谓新能源汽车又只是一个概念,还遥遥无期。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虚幻的“有品质”的生活梦想,就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吗?依笔者之浅见,汽车工业应是被限制发展的产业,除了必要的运输和生产工具外,用于民用的实际上只是“娱乐”作用的家庭轿车应受到限制,以中国的人口与资源情况,真做到人手一辆家用轿车的话,负担太沉重了。

类似的产业还有很多,如钢铁、造纸产业等。当我们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产业和造纸产业国家之后,也就成为全球最大的被污染国了。

疑惑二:白酒产业搞那么大的规模干什么?白酒这种产业,附加值很高,但是,在中国本来已经附加值很高的企业又搞得规模那么大,动辄上万吨的产量,结果,能吸纳的劳动力就业数量减少(一个万吨级的酒厂,无论如何也比不上100个百吨级的酒厂吸纳的就业劳动力多)。白酒是可以做成小企业的,而且小企业也是可以保证更多的小城市的发展的。像现在这样的格局,不超过十家的大型企业压制住了全国的白酒市场,吸纳了80%以上的高附加值,仅造成了少数几个中型城市的发展,如果改为发展出十万个小型企业,则可以促进上千个小城市的发展,何乐而不为?这种产业除了白酒企业外,还有不少。

疑惑三:房地产企业为什么搞那么大?为什么不能发展一些小型房地产企业?目前大城市

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小城市和农村发展太慢,人口都涌进了大城市,造成市场需求剧增;二是大型房地产企业太多,以其雄厚的资金优势,抬高了各大城市的地价、房价。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一是加快发展小城市,回吸涌入大城市的人口;二是强行拆解已经做大的房地产公司,减少其资金投入能力,从而降低房价。这两手政策必须同时使用,才能把大城市降下了的GDP由小城市增上来的GDP弥补上去。这方面,还得讲一讲辩证法,要积极发展小城市,就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最直接的就是允许大城市降低GDP的增速,以促进小城市的GDP增速。

关于当前与城市化相关的一些热点问题

1、关于农村户籍制度问题

建国后,为控制城市化的速度,国家制定了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居民户口分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以此控制城市化的进度。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制度实现了其设计目标,有效地控制住人口城市化的进度,使之与产业发展进度相匹配,使得那一时期的城市化质量水准较高。当然,这一制度也一直遭受道德上的谴责,批评它的人认为它对农民实行歧视政策。但从纯技术角度看问题,城市化进度应与产业发展与市区的承受能力相匹配,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控制手段,所有的农业人口同时无序地涌入城市,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所以,总的来说,这一制度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一大批农民进入了城市,实际上所从事的工作已属非农产业,就是说,这些人口实际上已经实现城市化了,但其户籍仍是农村户口,(而依托户籍制度所获得的城市化数据,2008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45.68% ①可能没有反映出中国实际的城市化水平,中国实际城市化的水平要比这个数据高得多。)这说明,目前的户籍制度已经落后于实际的产业发展与城市化状态。所以,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将来一定会建立统一的居民户口。现在的农村户口,已不再是限制农民进城的手段,而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手段了,农民是凭其户籍享有集体土地分配权的,所以,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花钱从农民手中买户口的情况。与其让各地自发地进行户籍制度变革,不如总体上规划,系统地完成户籍制度改革,以适应已经城市化的新事实。

2、关于保护农业用地(耕地)的问题

保住十八亿亩耕地是条不能逾越的红线,但正如前文所说,这条红线不断遭受来自理论和实践中的各种挑战。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亩耕地的经济价值远远低于其作为工业用地或商业用地的价值,而这种状况是产业政策的缺失造成的。是的,一亩地无论种什么作物都不如盖房子来钱快、来钱多,但是,没有稳定的农业支持,其它产业就无法生存,而这种根本利益是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利益主体都意识不到的,只有代表全民利益的国家才能意识到,所以,国家应以强有力的措施来保证基本农田的存在。可采取的办法也有很多:

1)将足以保障全国居民基本粮食需求和蔬菜副食品需求的耕地实现国有化,由国家从农民集体手中购买过来,由专门的机构进行保护,监管使用,只能用于农业生产(这部分农业可称为大农业),由立法机构和人民群众通过法律程序监督这些土地的使用。

2)建立价值转移机制,使得农业用地的生态价值、旅游价值等转化为有形的货币值,计入一亩农业用地的占地费用,使得房地产的商业公司承担不起费用,望而却步。

3)靠近各种城市(无论大小)郊区的农村土地,保持现在的集体所有制,发展高附加值的特色农业,这些农业用地不仅是农民致富的生活来源,还是未来城市周边的绿地系统,担负为城市提供干净空气的功能。高附加值的特色农业所带来的效益不低于将耕地用于工商业,就可以遏制住城郊耕地的减少态势,而作为城市绿地的环保职能可以使环保部门介入,再加一道 “保险锁”,以防止耕地减少。

4)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民主不只是街头选举造势和议会里的吵闹(这些只是浮在面上的东西,且多是民主的负面因素),更应是全国人民对涉及公共利益事务的关心和参与机制,应充分利用这种机制引导中国的城市化向健康的轨道发展。例如,关于十八亿亩耕地,老百姓谁知道哪一亩耕地是十八亿亩之内的,哪一亩是其之外的?所以,无法帮助政府监督政策的落实。国家可设立明显的标牌,矗立于凡是属于十八亿耕地的田界旁,明确说明这片耕地只能用于种植什么作物,如果有群众发现这片土地上出现了违章建筑,可以马上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信息查实后,还有奖励。那么,就会有无数的群众帮助政府来监督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工作。

3、关于房地产价格增长过快的问题

房地产价格增长过快,并不只是个民生问题,更重要的是其对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太大了,它意味着,在中国最能挣钱的产业是对土地资源和环境破坏最大的产业!曾经听说过一个段子:一位全球知名的车床刀具加工商与一位不太大的房地产开发商的对话,那位刀具生产商说,他的产品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是80%,房地产开发商问:“你的利润是多少?”回答说: “一年一个亿。”房产商笑道,“这算什么,我的一个并不起眼的楼盘一年就挣十个亿。”车床刀具属于新材料产业,无论科技含量还是对产业品质的影响力都高于房地产,但其赢利能力却如此可怜,在这种收益格局之下,如何能实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标?所以,应出台更有力的政策,限制房地产开发商的规模与利润,比如强行限制一个房地产公司甚至限至一个老板能开发的楼盘总面积,以切实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4、关于产业转移问题

金融危机之后,东南沿海的一些地区实行了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迫使当地的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关掉,这些企业纷纷转向内地的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一些地区为了追求短期效益,以优惠的条件欢迎这些企业的到来,其结果确实实现了产业从东部沿海向内地的转移,但同时,也将对环境的破坏转移过来了。这种转移是十分恶劣的,已经糟蹋了一个地方,接着又去糟蹋另一个地方,是亟需相关政策予以制止的。

5、关于“撤村改社区”的问题

中国城市化的实际进程远远快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各种统计数据。面对如此迅猛的城市化步骤,各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了各种“应激反应”式的措施,在越来越多的省份中出现的“撤村改社区”就是这类措施之一。

所谓“撤村改社区”,就是将原有的农村居住点——行政村,合并到一些大的村子里改成大的农村社区,这样,原来的行政村数量会大为减少,节省出的宅基地可以用作耕地,而新设立的农村社区(有些地方叫中心村)中,可以通过更为密集的住宅设计,来安置从各行政村中迁移过来的人口。

这种做法的真实背景是:随着城市化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里定居,造成了城市里房地产需求激增,城郊的耕地大片地沦为住房用地,以满足这些进城农民的需要。为了弥补城市郊区耕地的减少,政府只能从相对偏远的农村入手,通过撤小村、合并大村的方法,腾出更多的耕地,满足粮食生产的需要。这种做法能行得通的一条重要原因是偏远的农村里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人口居住了,青壮年大半在城里打工,家里只留下老人,将这些人搬出原来的村落,引不起太大的抵制。

应该说这是必要的也是合适的措施,但目前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1)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移民的产业转型,一律以从事农业的农民对待之,统一安排。结果,那些事实上已经不以农业劳动(如靠在外打工生活)的人对住房条件虽无意见,但对其家属的就业就有考虑(其耕地早租给别人种了),而那些仍以农业为生的人则感觉到住房面积狭小,无法停放农用机械,离劳动作业地点过远等。所以,建议有关部门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应根据迁居者的从业状态,设计其住宅,予以妥善安置。

2)没有明确界定这些新的“农村社区”(或中心村)的地位。事实上这些地区已经完全是新兴的小城市了,由于在思想定位上,还是把这些“农村社区”当作解决土地紧张问题的权宜之计,所以没有将其作为新兴小城市来规划设计,导致将来会出现很多问题,如环境问题、产业结构问题、特色文化问题等等。

我们应充分意识到,今天这些“农村社区”,实际上就是无数的新兴小城市,它们正在快速涌出,如果不采取统一的规划设计,将会遗留很多问题,结果很可能是“农村”消失了, “城市”却没建起来。这种“新兴小城市”的出现,是中国城市化的最后阶段,也是最可能发生大规模无序化的阶段,未来中国最多的小城市的基础就是现在的“农村社区”,如果起步时的底子打不好,将来就将花费更大的代价去弥补其失误。当然,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政府正可以抓住这个机遇,完成户籍制度的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结论:没有必然,只有选择

总结一下上面看似散乱的思绪,本文主要观点如下:

1、产业的性质和规模决定城市的性质与规模,因此产业政策对于未来城市化的结果有决定性的作用,城市规划是受制于产业发展现状的。

2、适当的产业规模对于城市化的最终结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需要打破把产业和企业“做大做强”的思维惯性,而改为“做小做强”。在全国的范围来看,某一产业可以做成大产业,但具体到某个地区而言,这个产业在此地区内不一定做大,比如,中国可以成为做拉链的第一大国,但这个产业不一定集中于温州一地,而是可以分散在若干个地方,这样会带动更多的小城市均衡发展,也会保护住产业的多样性与发展活力。

我们尤其强调发展中小企业的重要性。中小企业的存在对于丰富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内的产业结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可以提供弹性和容量都最大的就业机会。所以,产业政策的核心应是限制大企业,保护小企业。

3、价值是人定的。现在很多经济学家,一涉及产业发展与城市规划,就爱拿其值多少多少钱来说事儿,比如一亩地种庄稼只有5000元产值,而盖工厂则可以有5万元产值,所以,这土地就应该盖工厂。其实,所有的价值都是人定的,比如颇有影响的二氧化碳排放就是西方一些科学家和财团主观创造出来,他们声称如果发展中国家少建一个热电厂,就可以减少多少吨二氧化碳排放,他们将按多少欧元来支付给发展中国家。于是中国的学者在计算农业用地的价值时,就加上了汇碳(即吸附二氧化碳)价值这一条,一亩农业田地的价值就变成了生产价值+汇碳价值,那么一亩地种庄稼的总产值可能就是25000元了,如果再加上生态价值,那么,将不低于用于工业的价值。而且,这些价值都是随着人们的观念变化而变化的。(关于二氧化碳排放,有中国学者,如雷元星先生,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虚构。)

说到底,人们在思考产业和城市化问题时,不要只局限于现在的经济价值体系,而应着眼于土地、环境、产业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实际作用,如果说在城市中心留下一块土地,哪怕是只长满野草的土地,能让那些很难走出高楼群的孩子们感受一下人类先祖在旷野的生活的话,哪怕它在现成的价值体系中一分钱不值,它也是有必要的。为了实现这种必要性,我们可以给这亩草地创造一个新价值,比如怀旧价值(或城市规划术语中的景观价值),计价方法是看一眼一块钱,每天一万人看一眼就是日产值1万元,一年360万元,就是这亩荒草地的价值了。既然已经进入了一切以经济价值作为尺度的市场经济时代,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只有把一切都“明码标价”,才能把那些“无价之宝”,如土地、阳光、净水、空气等,保留下来。

4、没有必然,只有选择。人们在想做一件事儿时,常会说只能这样做:在做完之后,又常会说,必然是这么个结果。其实,这都只是一种自我的心理幻象,是为自身某一个不想或没想到改变的强烈欲望所做的托辞。是的,有人会说,现在,这里只能建一座造纸厂,否则就会影响地区发展,但换另一个人也许会说,这里只能建一个纺织厂,否则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两种方案任何一个获得实施的机会,都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对环境的影响就大不一样。再宏观一点儿地说,比如有人说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进入全球经济竞争中,必然只能成为“加工”大国,难道真的就只能是这样吗?我不相信!

事实上,一切事儿都是人做的,好事是人做的,坏事也是人做的。人之所以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客观情势逼迫他做这件事,而是因为他当时的思维水平和智慧能力只能对这件事做这样的反应而已,若换个时候,他本人也许就不这么看问题了,而在当时,其他人也许从来就不这么看问题。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城市化呈现出怎样的前景,并没有任何必然的约束,一切取决于人们的思想!如果更多的、特别是有决策权力的人在思想上想明白了,就会创造出一个好的城市化前景,如果没想明白,总是停留在某种糊涂状态上,那么前景就不乐观了。

对未来的美丽遐想

关于城市化前景,早在城市化发展时,就有无数前辈做过美丽的想象,如霍华德先生的 “田园城市”概念,赖特先生的“广亩城市”概念等,这些概念在有些国家局部地实现了,在更多的国家中,仍只是美丽的幻想。

行走于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之间,我们难免像前辈们一样,陷于浪漫的遐想之中。

我们理想中的城市结构是这样子的:大城市很少,而且只控制在现在这个规模上;一大批中型城市比现在的规模扩大了3-5倍,容纳了50%以上的新城市化的人口;另外最大多数的城市,控制在2-5万人的规模上下,容纳了另50%的新城市化人口,未来的城市人口比例也许是大城市30%,中型城市40%,小城市30%

为此,我们对现在一些大城市争“国际大都市”或“区域经济中心”的雄心感到担忧,因为在这种雄心的冲动之下,他们会把大城市的规模再扩大到2-3倍,这是一个可怕的前景。也许该勒一勒大城市快速膨胀的缰绳,用适当的政策手段将这些城市已积累的雄厚的资本,分流到中型城市和小城市那里去,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

我们理想的城市环境应是这样子的:大城市内部被宽阔的林带分割,大城市的周围被经营创意农业的家庭农庄群落环绕,家庭农庄之外,是大片的田野和森林,远隔五十公里以上,才有稀疏的小城市点缀其间,每座小城市的面积都不大,那里的居民,站在自家的阳台,便可看见夕晖映照下的田野与河流。

为此,我们对于那种快速推进几个城市间无缝连接的伟大计划忧心忡忡。比如西安与咸阳要一体化了,那就意味着两个城市之间不再有田野相隔,而是把居民小区和工业园区密密麻麻地连成一体了,这也是一个可怕的前景。而我们更希望这两个城市间隔着一道5公里宽、30公里长的林带,那会净化多少空气、减少多少排放,又提供多少供人们浪漫徜徉的空间啊!

同样的担忧出现在广州与东莞、重庆与合川之间……还有一切类似的城市!等等。

我们理想的未来城市人的生活状态是这样的:人们挚爱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并不因为它是小城市而自卑,人们会因为自己城市不可替代的文化与环境而自豪,不会一窝蜂似地削尖脑袋挤进大城市去当什么“北漂”、“海漂”。

为此,我们希望城市之间保持适当的隔离,因为只有隔离才能产生特色、产生距离、产生美、产生独创性。所以,我们也许不需要那么多的高速公路,甚至也不需要那么多的高速铁路(那又要占用多少亩良田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之间的旅行速度也许并不需要太快(如果那么快仅仅是为了能吃上更新鲜的海鲜的话,是不值得浪费良田的),太快了人类就丧失了“伤离别”的经典情感,因为再见太容易。

有人会说,不发展高速公路,就无法缓解眼前的交通压力,不见京藏高速公路都成“停车场”了吗?那我们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思考一下:这些进京的以及跑在一切高速公路上的车辆是否都是必要的呢?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发展小企业的论题上。依笔者粗浅的的观察,高速公路上跑着的车辆中,至少有四种是多余的、没必要的,但占车辆的总比例还不少。这四种车辆是:运蔬菜的、运方便面的、运矿泉水的、运煤炭的。

如果每个城市周边都有自己的菜园子,所生产的蔬菜能够自给,那就不会有拉着大白菜和土豆的卡车在高速公路上狂跑了;

如果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方便面工厂,那就不会有拉着方便面的卡车在高速公路上昼夜不停了;

如果每个城市只喝本城市的矿泉水,那么,也就不会为了那一块钱的水再搭上一毛钱的汽油折腾了;

如果,什么“珠三角”、“长三角”别聚集那么多人,也就不会有什么“北煤南运”了!细想一想,“珠三角”、“长三角”的企业中,到底有多少只适合设在那里,而不适合设在山西、内蒙呢?没多少!关键是人不愿意去而已,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解决的代价要比 “北煤南运”低得多。

那些爱算小帐的经济学家会说,每个城市搞个自己的矿泉水厂和方便面厂,不经济呀!没有规模效益啊!是的,那也是政策调节的问题,我们说过,价值是由人定的,如果上调运费,使得企业远途运输的费用高于就地设厂的费用,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为这些不必要的运输,为了那些大型企业的“规模效益”,国家付出了土地、环境和不可再生能源消耗的代价,这笔帐算下来,孰重孰轻?

还有很多的希望,也许都是说了白说的希望,但我们总还是要说下去,因为我们挚爱着这片土地,太希望它有一个美丽的未来了。Ω

本文选自《休闲读品天下》2011年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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