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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读品》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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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顾炎武最新解密(六)——不断行走,堪为人师  

2011-02-22 14:54:45|  分类: 《天下》2010年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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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是顾炎武后半生的生活常态,更是他确立自己生命价值的一种方式。他的这种行走,绝不同于现在小资作家们所谓的“行走文学”那般写意浪漫,也没有美国作家凯鲁亚克在《在路上》这部小说里描写的那般放诞无忌,而是充满了艰辛和探索学问的乐趣。刚开始,他是一个人在走,后来有了点钱,雇了三个仆从照顾生活,朋友又送了他两匹马和两头骡子,可以驮书和行李,境遇改善了一些,但仍然还是很辛苦,一年之中,往往有一半的时间都宿在旅馆里。读及顾炎武自叙的这段文字,笔者为之动容,眼前浮现出了这么一幅图画:一位瘦弱的老人,满面沧桑,走在一条崎岖的小路上,虽然已经很疲倦了,但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的眼睛里仍然闪动着坚定的光芒。

当代学者 陈平原先生谈到了行走对于顾炎武的影响,在他看来,虽然很多人认为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的鼻祖,但后人很难有顾炎武那种生气淋漓的气象。原因就在于他们大多没有田野考察风餐露宿的经历,只是在书屋里做学问;更没有顾炎武那样强烈的痛苦和欲望,其学问缺少压在纸背的东西。是的,姑且不说顾炎武的学问到底做得怎么样,不能否认的是,他这种做学问的方式,的确是提升了他的生命质量。

2011年02月22日 - 休闲读品杂志社 - 《休闲读品·天下》网易官方博客

                                         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
    此书由江苏昆山市顾炎武研究会点校编排,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共六册,这是目前国内该书唯一的点校横排本,非常难得,本刊辗转多处才买到一套复印本,希望它能够再版。

顾炎武留下的学术著术中,代表作有两部,一部是《天下郡国利病书》,一部是《日知录》。前者主要是明代一些地方志和官员奏折、私人笔记的摘抄,资料性很强,但较少他个人的观点;后者则完全按照他的某一思想主题,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出各种可以证明自己观点的论据,加以系统的论证,更能看出他的思想风格,他自己本人也说:“平生之志与业”尽在《日知录》中。简单地说,《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资料性见长,《日知录》以思想性见长。

    不过,《天下郡国利病书》更能代表顾炎武的“实学”风格。顾名思义,这种书是探讨天下各地“天时之利,治理之病”的学术专著,内容涉及各地区地理变迁、治河工程与政策、财政税收制度等多方面的内容,都是与实际治国密切相关的学问,以致于梁启超称之为“政治地理学”。但这种学问有个缺点,一旦时过境迁,他下了很大功夫研究过的某些方法、政策或制度,就全没有意义了。比如他谈及到江苏各地治理河道的方法,到今天,好多地名和河道已经不存在了,对他记载的那些方法之得失也就无从评价了。所以,梁启超称这类学问“日益刍狗”(越来越没有价值)。没办法,这就是“实学”的局限性,它只是针对一时一地的当下情况提出的操作性建议,当时如果用了,就很有用,一旦当时没采用,时过境迁确实也就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了,就比如一本过时的地图册,不会再为人们提供最新、最可靠的道路信息一样。所以,尽管《天下郡国利病书》这部著作的书名很棒,但其所谈的去病兴利之法,在今天看来,着实已无大用,只对研究历史地理的专业学者有些参考价值。

    顾炎武对日常生活经验是有见识的,他经过商、理过财、管过家,对人性的局限性有通透的理解,而且,他本人那种知识分子的天真使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在今天看来,充满了幽默。比如,他举过两个治家的例子,一个是说宋代有位姓张的老人,家里是九世同堂,宋高宗问这老人,这么一大家子人,是如何做到和谐相处的,那老人不说话,一口气写了上百个“忍”字,意思是以隐忍求和谐。顾炎武对此评价说,“居家御众,当令纲纪法度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妇勃奚(儿媳妇与小姑子闹矛盾),奴仆放纵,而为家长者仅含默隐忍而已”,这不仅九代同堂,恐怕一天都过不了!在他看来,这个段子纯属扯淡。他认为另一个段子更为靠谱,说的是明朝太祖朝,浦江有位郑氏老人也是几代同堂,明太祖问他是如何和谐相处的,郑姓老人回答说:“没有什么别的,就是不听女人的话就行”。顾炎武评价说,这才是真格的事,可为行之百世!

终其一生,顾炎武是陷于深刻的矛盾之中的人:他想反清复明,却无赴死的勇气和实干的作风;他坚持名节,洁身自好,终身保持了忠于前朝的“遗民”立场,对自己的亲友,如那些到清廷做了大官的人却只有默许。他的学说中也深刻地体现出这种矛盾,比如那段影响深远的“天下”与“国家”之辨便是如此。这段话的原文是“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有责”。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的来由。在这段话中,顾炎武把改朝换代当作亡国,把丧失了人类社会基本秩序、进入“人将相食”的无政府状态,称之为亡天下。但事实上,往往是一个朝代的执政者,已经腐朽到没有能力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时,才开始被颠覆的,也就是说“亡国”与“亡天下”在实际过程中是同时发生的。具体到顾炎武所面临的时代,是明朝统治者腐朽无能,已经导致了“人相食”的惨景之后,李自成等人才造反成功,使“大明”这个“国”亡了的。而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也携带了与大明统治者同样腐朽的“文化基因”,所以,他们建立的“大顺”、“大西”等新的“国”依然救不了“天下”,所以,才有所谓“番邦夷狄”的满清人,挥师入关,入主中原“救天下”,而且人家也真正救了天下,确实又建立起了具有礼义廉耻的文明秩序,如果按照顾炎武的逻辑,他应该追随、支持能“救天下”的清朝皇帝康熙才是。可顾炎武的理论与行为是互相矛盾的,他陷于自设的名节之中,始终保持着对那个已经亡了的“国”的忠诚,始终保持对救了“天下”的“新国”的疏离与不合作,这时他已经只是对自己的人格负责而不是对天下负责了。

顾炎武是个聪明人,他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矛盾,因而也更执着地坚守着自己分裂了的人格与行为。就其个人荣辱浮沉而言,他已经铁定了心要做前朝那个“已亡国”的殉葬品,对此,他有怨无悔;但作为一种文化思想贡献,他期望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对后来治国平天下的人有所帮助。在《日知录》的自序中,他写道:“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之求”,对门人谈及自己的学说时,他希望后来“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实际上,当时的“王者”已起,那就是康熙皇帝,这位雄才大略的“抚世宰物者”。对此,顾炎武当然心知肚明,他是以个人的幸福生活作为牺牲,奉献给了前朝那个他从名节上理应忠于的“已亡之国”,又将自己的全部著述和心血,奉献给新朝这个已经救了“天下”、但自己却不能与之合作的新“王者”。这是怎样的一种分裂与痛苦啊!由此,我们更能理解他为什么始终行走、停不下来的原因了,实在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就会静想,一静想还怎么在这种分裂中保持完整的人格形象?

    不过,他并不孤独,支持他的有祖国辽阔的山河、有秦人硬朗的风骨、有知音者始终不渝的互相激励,正是这些伟大的力量使他以独立完整的人格形象屹立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上,忠于旧主,不负天下,这是顾炎武留下的最有意义的价值,为此,梁启超对他的评价可谓到位:“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是的,这种人可为百代之人师!

注:本文节选自《休闲读品·天下》第五辑之《遗民的终极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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