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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中国现代化的“假晶现象”(三)——中国现代化的“假晶现象”  

2011-11-03 09:39:05|  分类: 《天下》2011年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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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错误不只是他个人的错误,也不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错误,而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错误,是延续到今天一直存在的错误。而且,更严重的是,即使在今天,很多人在内心深处不以为这是一个错误。比如,袁世凯的错误说到底不过是把自己挣下的家产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了嘛!这有什么错?如今那些开公司的,不是也想把家业传给子孙后代吗?那些在政府里做工的,不也想把自己的子女弄成公务员吗?这些人之常情,人之天性,难道是错的吗?是错的!在中国古代,在农业社会,这些观念不是错的,因为它们适合那种生产方式,不会面临外来文明毁灭性的压力;但在工业化的现代,就是错的,因为它们无法建立起适应工业化(包括后工业化、信息化)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组织形式,无法将这一切现代化的形式按照现代化的内在精神运转。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开始逐步学习、接受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有学者将这个学习过程描述为从器物、制度、义理三个层面逐渐深化的过程,从表面上看,这三个层确实呈现出某种逐渐深化的递进关系。所谓“器物”,就是现代企业、现代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现代的武器和军队等物质性的东西;所谓“制度”,就是从经济管理到政治体制等一系列制度,如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等;所谓“义理”,就是指各种“主义”思想。近百年来,几乎没有哪一个流派的西方思想家被中国人遗漏了,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萨特、韦伯这些人的名字和著作充斥了中国的大学课堂、图书馆,乃至娱乐版的街头小报、网络社区。从表面上看起来,中国对现代化的接受与认识是越来越深刻的。但实际上,只要我们还有做人的基本天良,就不得不承认,这一切均是表面文章,所谓“器物、制度、义理”在中国只是同一水平的横向漫延,根本没有纵深性的递进深入关系,所谓“现代化”的深化过程只是某些学者在主观幻想中描述出的不存在的“模型”。真实的情况是,随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的对西方现代文明中的物质生产方式、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思想学说的引进,中国出自其先天心理本能的那些观念也逐渐找到了在新形式下获得实现的方式,用现代作家王朔的话来讲就是:“怎么什么主义到了中国都成了聚敛财富的借口还堂而皇之。”

由于大多数人怀有一颗和袁世凯一样的心灵(而且不幸地是还都没有袁世凯的本事和人格魅力),导致中国的现代化状态呈现出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结构:在日益完整的现代化物质、制度和观念的外壳之下,活跃着大多数怀有传统中国地主理想的中国人,正按着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愿望把这个现代化的外壳弄得腐朽瘫痪!

这种现象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假晶现象”。“文化假晶”概念借用于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斯宾格勒在比较世界诸文化形态时,借用了矿物学上的一个术语“假晶”来描述在文化交流冲突中,某一族群在其它外来文化的压力下,被迫采取适应性行为,逐渐扭曲自己原来的心理本能,接受外来文明的外壳,而其真实的心灵又与这种外壳相抵触的情况。在矿物学上,岩层中常常掩埋着矿石的结晶体,由于水流的冲刷,这些结晶内部出现了空洞,后来由于火山爆发造成的熔岩注入到这些结晶体的空洞中,然后再依次凝聚、结晶,从而形成一种新结晶体:其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互抵触的结晶体,明明是一种岩石,却表现出了另一种岩石的外观,这种岩石已不同于其最初的结晶体了,但还呈现出其最初成为晶体时的外貌,因而被称为“假晶”。⑥斯宾格勒认为这个概念可以贴切地反映一个族群在适应外来文明压力下产生的文明变形状态,在他看来,阿拉伯文化、俄罗斯文化都是“文化假晶”现象之一种。他认为,从1703年圣彼得堡建造时起,俄罗斯文化中的“假晶现象”就开始出现了,外来文明迫使原始的俄罗斯心灵进入陌生的躯壳之中:先是巴洛克的躯壳,随后是启蒙运动的躯壳,再后则是十九世纪的西方躯壳。

笔者以为,文化的“假晶”现象,不只存在于阿拉伯文化和俄罗斯文化,而是存在于一切面临新的强大文化压力下的国家和民族中。中国的现代化也出了这种假晶现象,就是原始的中国地主式的心灵,被迫一次次地装入和自己心灵本质不相同的躯壳中:先是装入君主立宪的躯壳之中,然后依次装入民主共和、国民革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躯壳之中。而在这些躯壳下面,是无数真实的传统中国心灵顽强地实现自己的意志冲动,这种冲动构成了绝大多数人行为的实际动机,使得这个国家的实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与其制度化的外壳截然不同。

现代化对中国来讲,意味着什么?上个世纪优秀的历史学家蒋廷黻有过一个清晰准确的表达:“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庭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的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⑦比他更早一些的陈独秀用更为简练的两个词概括出来,就是:民主与科学。所谓“民主”就是能否建立起一整套不同于过去基于家庭血缘宗法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并稳定有效地运行,实现一个现代国家一切应有的职能;所谓“科学”就是要有一大批人出于对科学的兴趣和热爱去从事科学事业,并有独立探索未知世界的能力。

对照上述标准,我们离表里如一的现代化状态尚很遥远。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中国的行政系统还只有依靠高度集中的强制才能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正常运转,而最大多数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的要求不是其在公民自治基础上的有限性和基于法律基础上的规范性,而是其迅速铲除社会不公、打击一切危害人民生活安全的邪恶行为的高效性。更为直白地说,人民需要一个正确的、廉洁的、有道德的、无所不能的、强有力的高效政府,而不是一个在人民自我约束和高度自治下,职能与权力严重被限制、缩小的政府。人民缺少依法自我管理的意识与能力是西方式政治制度无法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最本质的原因。很多学者顺应没有权力的大众口味,将中国没有彻底实现民主化的原因归结为某些高官和执政集团,认为是这些人的自私自利才阻碍了民主化的真正发展,这是严重背离事实真相的观点。事实上,几乎每个中国平常百姓家庭中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公务员,到政府当官,有了权力后好给自己和家里人办事。如果一个普遍百姓人家的孩子做了官,不为自己的亲属办事(这些事儿绝大多数是违法违纪的),这个人就没法面对自己的父母亲戚,在这种普遍的心理状态下,无论是什么君主立宪、人民代表大会、议会选举制等等,在实际运行上,均如同古代官场一样。

在科学方面,尽管已经建立起大学和科学院,但涌入这些机构的人绝大多数并不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和兴趣,而是为了稳定的工作条件和体面的生活待遇。所以,在这些最需要有主动探索精神的地方,几乎见不到任何科研的主动性,国家只能以项目资金等经济和行政手段硬拉着这些人去做那些他们也未必有什么兴趣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中国所谓科学进步只是技术进步,即只是对别人发现的科学原理的学习和应用,而几乎没有从本质上创新的能力。衡量科学家们的工作标准由于科学界本身的无能,只好由行政干部来制定,而且是那种管农民工的可视化标准:干出一个确定的活儿给多少钱,犹如挖一立米土方给多少钱一样。

最为糟糕的是,所谓知识界们还按其先天的思维本性提出一系列“现代观念”,用这种实质上完全是中国式经验思维传统的所谓“现代理念”来诱使国家和人民陷入更为严重的“文化假晶”现象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制度决定论”,把一切罪恶全推到体制上去,动辄就鼓吹极端的更换制度的主张,好像只要外在的制度一换,人们的精神实质也就会随之而变一样。造成了这样一种恶劣的精神生态:凡事全归结到制度上,凡事都归结到当官的头上,反正老百姓天生没错,什么责任也不用负,什么心理也不用改,只要国家再按照他们这些知识界的精英的想法再换一次制度,比如换成美国那样的民主制度就一了百了、变得一切美好起来。这种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肤浅观念实际上是来自中国传统的经验理性的思维方式:只看到表面现象,而不究其内在原因。实际情况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已经革了数次命,换了数次制度,可是问题还是老问题,从来没有根本解决它。

 

节选自《休闲读品天下》2011年第三辑之《袁世凯与中国现代化的“假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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