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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中国现代化的“假晶现象”(二)——袁世凯为什么要恢复帝制  

2011-11-02 16:00:04|  分类: 《天下》2011年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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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生平最大的政治错误是恢复帝制,这个错误是如此巨大,以致于几乎抵销了他所有的功绩和美德。

他为什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呢?笔者觉得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于现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缺少一个明确而坚定的理念;二是他自身传统的文化基因(即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谋利的念头)顽强地发生了作用。

现在有些研究者称袁世凯是位君主立宪主义者,对君主立宪制度的信念是他恢复帝制的重要原因。笔者以为,这种看法夸大了袁世凯对某种政治制度的执着,与事实不符。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不仅不是一位君主立宪主义者,而且也不是其它什么任何主义者,他只是一位实用主义者。

没错儿,他确实接受了很新的思想,推动了很多新的现代化改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些新鲜事物怀有深刻的信念。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事情已经面临巨大的危机,而恰巧又有其它国家成功的做法可以借鉴时所采取的适应性选择。也就是说,他能创办很多具有现代色彩的新生事物,并不是因为他内心中产生了与这些新生事物相匹配的理念,而是因为这些新生事物可以化解眼前所遇到的危机。和慈禧太后一样,他有着对时代潮流的敏感,具有与时俱进的应变能力。但他毕竟是体制内的成功者,他没有跳出体制、深刻理解并创造一种新潮流的能力,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不管他做出了多么重要的贡献,但始终只是现代化的追随者,而不是引领者;当现代化的实践已经超出他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后,他就变成了保守者、反动者。

从袁世凯的个性及人生经验来看,他对任何形式化的政治制度都没有执着的信念,他本来就是旧制度的叛逆者:反叛科举,靠军功进身。在他漫长的从政生涯中,充分领略了“制度”是什么东西。在他看来,一切制度都是表面的形式,都是幌子,关键在于当政的人想怎么干。所以,在旧的制度中,他不太尊重制度,甚至可以说,他的一切成就,都是不尊重制度才创造出来的。什么废除科举制、推行君主立宪制等等“制度创新”,他觉得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换汤不换药。在辛亥革命时期,他之所以能接受革命党人的要求,接受共和制,也是出于这种心理,在他看来,什么共和制与君主制都不重要,关键是在于谁掌权,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如果不搞共和制,他也没有由头掌握最高权力;只有搞共和制,才能给清帝退位找到公众认可的理由,才能改变国家最高权力的执掌者。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化的制度符号,居然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他是权力体系内部的成功者,熟稔权力的实际运行规则,在他看来,一切权力体系的核心实质是最后总要有一个人拍板说了算、别人服从这个人,只要有这种决策与服从的权力关系存在,是叫君主制,还是叫共和制原本没什么差别。

在他做大臣的时候,还有个“国家”的概念,因为那时的最高执政者不是他,是满清皇帝,他还有一种为“公家”打工的概念,知道“国家”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是“公家”的,所以,他能以一种“公天下”的心态与人共事。但是,当他登上权力的最高峰时,他的观念变了,他认为这时国家已经是他自己的了,既然是他的,那就和他一切的私有财产一样,可以任由他决定了。这时,一位中国地主根深蒂固的自私观念发生了作用,他要把国家像自己家的土地一样,传给自己的儿子,要实现这一目标,只有恢复帝制才能做到,于是,他开始了复辟帝制的活动。

有些人将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原因归结为他那位想当皇帝的儿子袁克定的撺掇,也有人将其恢复帝制的原因归结为列强的怂恿。这些说法都有道理,袁克定确实很热衷于帝制,这样,他就有机会登上权力的最高峰;而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一切能使这个国家发生动荡的举措,只有那样,他们才有火中取栗的机会。

但是,归根到底,这些事情只是外因,最根本的内因还是袁世凯自己想做皇帝,想把最高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他常从事外交工作,洞悉列强各国的真实动机,对那些外交代表说的话,从来都不当真,只是在想利用时,援引一些洋人有利于自己恢复帝制的言论而已。对于自己儿子的动机,他其实也不太考虑,他的二儿子袁克文就明确反对他称帝,他为什么不听?与其说是袁克定想当皇帝,还不如说是袁世凯教唆袁克定努力去争当皇帝,这样才不负他对这个家庭的责任感。现在有个词儿叫“坑爹”,说的是有些“官二代”或“富二代”胡作非为,最终连累了他那成功的老子之事。其实,根本不存在“坑爹”的事儿,只有“坑儿子”的事儿。因为在爹与儿子之间,占据主动地位的是爹,儿子最终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更多地取决于爹从其出生直到长大成人这一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如果一位爹从孩子一生下来就宠他、惯他,任由其胡作非为,甚至给其创造胡作非为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个孩子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袁克定所犯的错误,也是袁世凯给设计出来的。袁世凯所犯的错误和今天那些骄纵自己子女的“成功人士”一样,没有差别。

袁世凯是位思想开放的人,他接受了很多新生事物,有很多现代的理念;他是外交官出身,了解世界大势,对于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制度等外来文明,没有知识上的缺陷。但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与自己多年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知交旧部决裂,强行恢复帝制,那实在是因为他生命中最本真的天性发生了作用。在一个人的行为动机中,是对外界压力适应的动机强大些,还是出自内心本能的动机强大些?毫无疑问,其内心本能的动机要更强大、更持久、更无所不在,只要外界压力稍微减缓,他就很容易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做出跟自己此前适应外界的行为完全相反的行为了。

袁世凯在内心深处就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地主,在他的生命本能中,最强烈的欲望以及最强烈的责任感就是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一大片令人骄傲的家业。在他的价值体系中,最高境界就是皇帝,他向皇帝叩了一辈子的头、下了一辈子的跪,从内心深处对这个位子顶礼膜拜。在辛亥事变之前,他是没有觊觎这个位子,但当他当上大总统后,意识到自己有可能坐到这个位子时,其内心深处的冲动便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这才是他的“本我”、“真我”,过去他表现出来的实际上只是一个“他我”,即不是按他本人心愿,而是按外界强加的标准而表现出的“自我”:在世界潮流压力下力图维新自求的“我”、在皇帝宝座压力下俯首称臣的“我”。如今,这一切外在的压力骤然减轻,他该实现真正的、按自己内心意愿定义的自我了,于是,他便不顾一切地恢复帝制,因为他认为他能克服这一切阻力。

节选自《休闲读品天下》2011年第三辑之《袁世凯与中国现代化的“假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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