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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目标的“革命”(六)——保路乎?革命乎?  

2010-11-25 10:19:20|  分类: 《天下》2010年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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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乎?革命乎?

盛宣怀在这一事件中,最大的失误就是把两位四川总督多次汇报上来“川民汹汹”的情况判断为是地方官员为保护地方利益的虚声恫吓,他不相信那是真的。身在一线的两任督抚王人文、赵尔丰都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把真实情况如实多次地反映给朝廷,头脑糊涂的摄政王载沣也判断为这是地方官员不理解他纾解民困的苦心,想继续收取“租股”获得地方财源,所以,支持盛宣怀的作法。作为地方大员的王人文、赵尔丰辈,真是前后受敌、上下为难,他们身处一线,没有看错形势,也没有说假话,可上面就是不听。

当时,至少有三股力量卷入了保路运动,而且这些力量一开始就不是来“保路”的,而是借保路为名,来造反夺权的。载沣和盛宣怀的错误政策,使地方官员失去了分化、隔离和控制这些革命力量的机会,反而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公开进行组织动员活动,最终酿成革命的全面爆发。

第一股力量是所谓的立宪派,他们有一个合法的机构——四川省咨议局,这个机构于1909年9月成立,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一个环节,相当于地方的临时议会,按朝廷原来的设计,由各省的咨议局再选出议员,组成中央级别的咨政院,由咨政院提出宪法草案,咨政院就是将来的国家议会。所以,各省咨议局一成立,就以西方国家的地方议会自居,要求获得一定程度的对行政机构的监督权,同时,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建立宪政的核心推动机构,当载沣5月8日一公布皇族内阁名单后,反对最激烈的就是各省咨议局,他们要求重新组阁,并且加快立宪的速度,正是因此,参加咨议局活动的这些政治活动家被称为立宪派。

四川咨议局的议长是蒲殿俊(1875-1935),副议长是罗纶(1876-1930)和萧湘(1871-1940),蒲殿俊和萧湘都曾考中过进士,并作为官派留学生,到日本去学习法政,罗纶虽然没有出国留学,但曾于成都的尊经书院与蒲殿俊同过学,交往密切。蒲殿俊与川汉铁路的渊源还在他于日本留学时就开始了,1904年下旬,锡良筹办川汉铁路公司的消息传到日本,身为四川留日学生会会长的蒲殿俊召集300多名川籍留日学生开会,号召大家投资,会上募集了四万两银子,会后,又发动所有川籍留学生动员家里的亲属给川汉铁路公司投资,总共募集资本三十多万两,蒲殿俊个人在川省及川汉铁路公司中的名声也由此鹊然而起。1906年,蒲殿俊又和萧湘等川籍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了川汉铁路改进会,给锡良上书,要求将川汉铁路公司由官办改为商办。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1907年,川汉铁路公司撤官办为商办。

1911年5月12日,王人文接到朝廷“铁路国有”的通知后,就找到川汉铁路公司董事局的主席彭兰村和副主席都永和,向他们传达了朝廷的“文件精神”,但由于关于如何接收的具体方案不清楚,三个人也没理出个头绪,结论是由王人文向朝廷了解清楚究竟是怎么个“国有化办法”后,再开会商量。但从王人文那里出来后,彭兰村他们马上就找到了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等,与他们商量对策。一则当时川汉铁路公司已属商办,作为公司董事局正、副主席的彭兰村、都永和等人,害怕护理川督王人文和上头穿一条裤子,“黑”了他们,所以,找这个刚出现的能对“官府”有一定制约力的“民意机构”当个靠山;二则蒲殿俊等人对川汉铁路一直就很关心,在这方面也得到了公司董事局的信任。与蒲殿俊等人商量的结果倒是既快又明确:反对国有化政策。5月16日,在王人文还没有弄清楚上面到底是怎么个打算的时候,川汉铁路公司董事局就致电邮传部,反对将川汉铁路国有,要求维持原来的商办地位。5月22日蒲殿俊等也以四川咨议局的名义请护理川督王人文向朝廷代奏奏折,要求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他们反对“铁路国有化”的理由是此案不符合法律程序:按“预备立宪”的精神,这一方案在中央应通过资政院讨论批准;涉及地方事务的,应先由地方咨议局讨论通过,这样才有法律效力。自始至终,咨议局在保路运动中的立场就是如此,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关心川汉铁路是“国有”还是“商办”,而是关心咨议局的法律地位,说到底是因为政府眼里根本没有咨议局的地位,他们是借此事件,争取咨议局应有的权力。

作为地方行政大员,王人文本来和咨议局不是一条线上的,甚至应该是代表朝廷监视、控制咨议局的,王人文本来也没有和这帮人多么近乎。但是,盛宣怀几乎丧失理智的逼迫,把王人文也推向了咨议局的阵营中,王人文明白,在和盛宣怀的较量中,他在载沣那里是得不到支持的,只能依靠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这类“民意力量”了。所以,在连受申饬之后,他将盛宣怀的“收路霸钱”方案透露给了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董事局,此举激起了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发起成立保路同志会的是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董事局,参加会议的只有部分在省城的股东。保路同志会不是川汉铁路的股东会,而是一个以“保路”为名义,动员全川反对朝廷“铁路国有”政策的政治组织,当时,蒲殿俊等人充分意识到了这不是关于川汉铁路的资产之争,而是与朝廷的权力之争,只是由咨议局直接出面,目标太明显,所以,才以保路同志会“做先锋”,而以股东会作“大本营”,咨议局是后盾,在幕后发挥作用。保路同志会设有一个秘密的领导机构——参事会,蒲殿俊任会长,罗伦任副会长。由此看来,蒲殿俊等人试图在幕后操纵保路同志会,要求将铁路国有化议案发回咨议局重审,以这种方式为咨议局争权。至于真要是发回他们重审,是个什么结果,现在谁不知道,反正最后也没发给他们去审。

对蒲殿俊等人的立场和活动,王人文以及后来的赵尔丰都是看清楚了的,所以,在发现有武装起义的迹象后,赵尔丰诱捕了蒲殿俊、罗纶等,他以为控制了蒲、罗这一班幕后领袖,就能控制住局势。在这一点上,赵尔丰看错了,蒲殿俊等人确实对事件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也确实是某些政治力量的幕后推手,但他们不是所有政治力量的幕后操纵人,有很多力量并不听他们的话。

卷入保路运动的第二股政治力量是正牌的革命党人——同盟会。据统计,在1905年——1906年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参加同盟会的四川籍留学生就有127人,人数之多,仅次于孙中山的老家广东和黄兴的老家湖南。后来在保路运动中领导武装起义的王天杰、吴玉章、龙鸣剑、杨庶堪等,却是同盟会员。同盟会一向主张彻底的革命,他们根本不关心铁路是国有还是商办,只想抓住机会造反夺权,早在1906年,蒲殿俊领头闹着要将川汉铁路公司由官办转为商办时,同盟会在日本办的《四川》杂志就说:“不建铁路固死,建铁路亦死;铁路成固死,铁路不成亦死。吾蜀今日固惟有一死耳!”然则,何以能不死,惟有“革命之策是也。”

从1906到1911年,同盟会员已在四川发动了多次起义,均没有成功。1911年6月中旬以后,各地保路同志会成立,革命党人看到这是一个乘机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川籍同盟会员纷纷潜回四川,联络新军与会党中的支持者,酝酿起义,分别在7月中旬和8月初,召开了准备武装起义的“新津会议”和“资州罗泉井会议”。 革命党的目标非常明确,与蒲殿俊等人的立宪争权立场截然不同,就是造反夺权,也不受蒲殿俊的控制。赵尔丰误认为是蒲殿俊幕后指使的《川人自保商榷书》,其真实作者其实是同盟会员朱国璨。既然革命党人根本不受蒲殿俊节制,赵尔丰扣押蒲殿俊等就当然无用了,反而给各地的革命党起义提供了借口。

第三股力量是会党,就是袍哥、哥老会这些民间的秘密社会。自明末以来,中国各地就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民间秘密社会,四川是民间秘密社会比较发达的一个省份。民间秘密社会本质上是普通民众在政府权力外,自发组成的一种非正式的权力组织,成员复杂,形式多样,名称也有很多。这些秘密社会在平时的角色和立场也不尽一样,有些完全是与政府对着干的地下造反组织,更多的是为了某种目的,和政府有一定程度合作的民间权力组织,比如就是当地的民团。我推测四川省政府征集租股的征股局大多数就是由会党成员组成的,催逼索要、强抢拷打这类事儿都是由他们干的,政府正式官吏一般不会直接出面干这种事。按今天可以理解的方式,似乎可以把会党比成是今天的“黑社会”,政府有时会利用这些人搞一搞“强制拆迁”工作,但有时也会因为这些人做的太过火,加以打击。这些人自己也会控制一些能挣钱的行业,如歌厅,酒吧,运输业等。这些人的政治立场经常动摇,如果有一支新的政治力量来联络他们造反,或者是出于图钱,或者是出于江湖义气,他们也可能变成“革命者”。同盟会早期革命主要依靠的就是会党,后来留学生多了,逐渐通过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将革命力量渗透到了新军中,但会党依然是同盟会所要争取的重要力量之一。

会党成员的身份十分复杂,社会各个阶层都有。罗纶的祖父就是当地会党的领袖,同盟会员王天杰、龙鸣剑人都是会党中的龙头老大,王天杰还是荣县民团督练所的督办,另一位会党的龙头老大秦载赓,是华阳县(今双流县)的民团团总,1909年被同盟会发展成会员,保路运动时成为川东重要的起义领导人。

四川保路运动之所以很快深入民间,渗入社会各界,掀起那么大的动静,和会党之前已介入“租股”的征收环节有很大关系,一旦停收“租股”,原来赖以为生的那些替政府征收“租股”的会党组织就断了财路,对这些人来说,修不修路,路归谁修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守住这个已经存在了五、六年的财路,所以,用不着怎么动员,他们就沸腾连天了。

立宪派、革命党、会党是四川保路运动中闹得最凶、也最有力量的三股力量。但这三股力量没有一股是以“保路”为目标的,也就是说,当保路运动一开始转化为一场社会性的群众运动时,就已经偏离了它借以发生的目标——川汉铁路,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命”革了,人也杀了,而“路”却没有了的真正原因。

真正想保路的人应该是川汉铁路公司那些真正出钱买了“商股”的人,这些人的真正代表应是川汉铁路公司董事局的主席和董事,但是,在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这些铁路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却越来越被淹没在后台,甚至没了声息,以致于我们发现:那些活跃于保路运动前台的人物,如保路同志会的会长蒲殿俊、罗纶,川汉铁路股东会的会长颜楷、张澜等,究竟是不是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都不知道,没有资料证明他们是股东,更不知道他们拥有多少股份,我们只知道,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留日的同学,出于共同的政治信念,走到一起来的。至于那两位川汉铁路股东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川汉铁路公司董事局的主席彭兰村和副主席都永和,我们遍查史料,也查不出这两个人的生平以及后来的下落。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居然也全是那些与川汉铁路本身无关的人物。

还得说一说,那些最普通的广大农民,那些摄政王载沣想象中在“铁路国有化”中受益、获得解脱的最广大的普通农民,难道停止“租股”、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他们不高兴吗?他们不支持朝廷吗?他们为什么不发出声音?这也许是载沣到死也想不明白的事!

载沣不明白,普通农民永远也代表不了自己,因而无论他们获得了好处、还是没获得好处,他们永远也发不出来自己支持或反对的声音,他们事实上一直被地方政府及其所支持的黑社会——会党所控制着,当朝廷的政策和地方政府以及当地黑社会的利益一致时,这些人就会团结协作,盘剥农民,农民尽管有怨言,也形不成有组织的反抗力量;而一旦朝廷的政策虽然对农民有好处,但是断了地方政府和黑社会的财路后,农民不仅形不成有效的对中央政策的支持力量,反而在地方官员、特别是地方黑社会的裹胁下,参加到反对朝廷的武装暴动中。因为长期以来,真正和农民直接打交道的是各种形式的“黑社会”,既不是中央政府,甚至也不是地方政府,在与农民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黑社会”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控制普通农民的机制,这种机制不是中央政府一项惠民政策就能打破得了的。况且这项惠民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也不大,如果载沣已尽免全川农民所有租税为号召,重建一套组织、控制普通农民的机制体系的话,或许还有胜算,但那已是“革命”了。载沣不是革命家,他做不到这一点。

得强调说明一下,上述三股政治力量间是互相渗透的,而且,他们都渗透到了军队。革命党通过留日的同学关系渗透到了新军;会党则靠传统的同乡情谊及江湖义气与旧式的巡防营瓜葛甚深;立宪派也与军队中的留日军官关系密切。在声势越来越大的群众运动冲击下,军队也发生了分化,对于这一点,赵尔丰看得很清楚,这位在镇压民族分裂势力叛乱时绝不手软,落得了“屠户”恶名的强人,意识到这次事件与镇压边乱不同,军队发生分裂,不能形成统一的镇压力量。他给皇帝的奏折中如实汇报了军心不稳的情况,说军人同情保路运动,声称四川人不打四川人。他的本意是请朝廷暂停铁路国有化改革,不想,载沣误解为他向朝廷叫板,反而派端方从武汉带了两千兵马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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