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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有梦心如铁(三)——鹅湖之会(1)  

2010-11-19 10:14:40|  分类: 《天下》2010年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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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湖之会

简介:

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两次“鹅湖之会”,但今人的解读却都远离了事情的本质。将“朱、陆之会”解读为“认识论”之争,纯粹是以西方哲学概念曲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从而偏离了中国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圣贤人格。而把“辛、陈之会”解读为词人应酬唱答之会,则更是低估了这两位杰出人物的实质价值,从而忽略了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核心价值:英雄理想。为此,我们得详细说一说。

 

永不能忘记的圣贤与英雄

如今人们熟知的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鹅湖之会”:一次是哲学史上著名的朱熹与陆九渊之会,今天的哲学史家们将其解读为这是一场“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之争。另一次是文学史中辛弃疾与陈亮之会,今天的文学史家们只将其解读为两位伟大的词人相互激励、写出数首相互酬答的绝妙好词之会。其中,“朱、陆之会”名头更大些。

 

鹅湖,在今天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一带,因为当地那座山顶积水成湖,湖中有荷、荷间有鹅,故称“荷湖”或“鹅湖”。唐时,山下便建有鹅湖禅院,南宋时香火益盛,朱、陆、辛、陈都是借鹅湖寺院的住所相会的。现今那里建有鹅湖书院,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250年,江东提学蔡抗为纪念“朱、陆之会”建立的,当时请皇帝赐的名称是“文宗书院”,(这时距朱陆谢世已50年),称为“鹅湖书院”则是更晚的明朝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

铅山在江西东部、靠近武夷山,地势偏僻,但在南宋时期,却是一条交通要道,这是由当时的军事地理环境决定的。当时,宋朝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一带为边界;江北淮南一带是前方,长江南岸即苏南、浙江、江西、湖南等地是后方,福建则是大后方。

信州是南宋中心地带的腹地(属江南东路,南宋信州所辖地域与今江西上饶地区所辖地域约70%重叠)。南宋首都临安去往福建大后方的交通要道是今天的富阳——桐庐——建德——兰溪——衢州——常山——玉山——上饶——铅山——紫溪、过分水关至福建崇安,信州为必经之地。同时,朝廷与江西、湖南、广西、四川的联络,以及东西向运转的物流,也要通过信江航道。因此,信州又成为东西交通大动脉——浙赣走廊的要冲。

朱、陆、辛、陈诸人之所以选择在鹅湖相会,就是因为此处处于交通要道的便利条件。

仅有自然的地理条件还不够,还需要有一个穿针引线的人,才能把这么多优秀人物联缀在一起,形成一番风云际会,这个人就是吕祖谦。

吕祖谦(1137-1181年),浙江金华人,字伯恭,号东莱,他出身于一个显赫的世宦之家,其八世祖吕蒙正、七世祖吕夷简,分别是太宗、真宗朝的名相。他本人于公元1163年(宋孝宗隆兴元年)考中进士,此后当官,仕途平稳,主要做的也是什么太学博士,史院编修这类闲官。他读书很多,学问十分渊博,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襟,对各家学说一视同仁,丝毫没有门户之见。现代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评价他:“是一个心地极和平、气宇极宽宏,识量极恢廓的人,状貌不逾于中人,衣冠也不异于流俗,处处都表现得平易近人,蔼然可亲。”渊博的学识加上从善如流的性格使吕祖谦和当时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关系都很好,比如“心学”的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理学”的朱熹,“永康学”的陈亮,“永嘉学”的叶适等等,这些人之间有着激烈的争论,但和吕祖谦都保持着极好的友谊。

第一次鹅湖之会,就是吕祖谦从中组织的,要不然,以朱熹和陆九渊那两个谁也不服谁、心高气傲的脾气,是坐不到一起去的。陈亮与辛弃疾结识,也是吕祖谦介绍的。那是1178年(宋淳熙五年),陈亮第二次考科举不中,又给皇帝第二次上书,并获得赵雄等人接见。其时,辛弃疾正在首都临安做大理寺少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吕祖谦和陈亮是浙江老乡,吕祖谦考中进士那年陈亮也参加考试了(那是陈亮第一次参加礼部会试),只是没考上。但吕祖谦非常器重陈亮,在陈亮的草野乡居生活中,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吕祖谦不时地给他一些热切的安慰和鼓励,将一些向上的兴奋和勇气,输入到陈亮有时百无聊赖的平庸生活当中。公元1179年(宋淳熙六年),吕祖谦患病,辞官退隐金华老家,金华距陈亮所住的永康不太远,陈亮常去探望他,两个人间的感情很深,情同师友兄弟。1181年,吕祖谦病逝,陈亮立即跑到金华去哭祭,写过两篇声情并茂的祭文,回忆两人夜半讨论古今学问的往事,痛言“一代人物,风流尽矣。”

陈亮初识辛弃疾后,两人虽然“话头多合”,很有共同语言,但因很快天各一方,所以没有更深入的交往。直到1188年,陈亮去铅山鹅湖拜会辛弃疾,两人畅谈十日,此后才有诗词唱答,相互砥砺的佳话传世,辛弃疾成为吕祖谦去世后,陈亮最为相知的朋友。

 

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发生在1174年(宋淳熙二年)夏季。当时吕祖谦和朱熹共同修订完他们的共同著作《近思录》,经吕祖谦的撮合,朱熹随他从福建建阳寒泉出发(今建阳莒口),带着蔡元定等一帮门人弟子,过崇安、武夷山,前往江西铅山鹅湖,会晤陆九龄(字子寿)、陆九渊兄弟。

陆氏兄弟中九渊虽然为弟,但才气卓荦,英气逼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可到极端之处,其兄九龄为人谦虚,比较能接受别人的观点。所以,后人提到“陆学”,常常只提陆九渊,不提陆九龄。

陆九渊(1139——1193年),字子静,号象山先生,江西抚州金溪人(今江西金溪县)。少时聪慧,三、四岁时,就和朱熹一样,问他父亲“天地何所穷际?”(天与地的边儿在哪里?)十三、四岁时,便悟出“四方上下曰宇,往来古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这个被后世称为“心学”的主要观点。十六、七岁时,读历史,知悉靖康年间社稷覆亡的历史,心情悲愤,于是不看重科举,不去学习科举时文,剪去指甲,学习弓马,立誓为大宋复仇。他十分自负,做诗自称:“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么一位自负、个性十分强烈的人,本来是与同样自负且有些心胸狭促的朱熹坐不到一起去的,好在中间有个吕祖谦。

陆九渊34岁那年(公元1172年,宋乾道八年)去参加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当时的主考官之一就是吕祖谦,吕祖谦对他评价很高,又觉得他的学说与朱熹的学说迥然有异,所以就把他们两个人窜掇到一起,一来想看一看两大思想巨人碰撞出的火花,二来也想促使他们的学问在更高的层次上达成一致。选择鹅湖相会,吕祖谦还是用了心思的:这里是介于朱熹住地福建建阳和陆九渊住地江西抚州的中间之地,选择一个对双方来说都是中间地带的地方相会,给这两个争强好胜的人都留足了面了,免得日后谁说谁去拜访的谁。

如果仅仅从那几句话来看,陆九渊的学说确实有些像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主观主义认识论”,所以,有现代学者将陆九渊定位为像康德一样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并把朱、陆鹅湖之争解释为“主观唯心主义者和客观唯心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分歧”。这与朱、陆本人的原意相去甚远。陆九渊与朱熹在鹅湖之会所发生的争论并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争论,西方哲学中围绕着人的知识是从人的大脑中产生的、还是对外界客观事物的经验反映,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以英国哲学家休谟为代表的,认为人的知识来自对外界事物的经验反映;另一种是以康德代表的,认为人的知识起于经验,但未必来自经验,人的知识是大脑思维的产物。休谟在我国现代的哲学话语体系中被贴上“经验主义”或“唯物主义”的标签,康德被贴上“主观唯心主义”的标签。先不管这些标签是否是准确,只是要弄明白:休谟与康德之争是围绕着“人的知识从何而来”这个西方认识论的经典问题发生的,而朱熹、陆九渊之争却是围绕着“哪种方法才能真正造就出有道德的人”这个道德实践问题展开的。朱熹认为,认真阅读圣人经典,理解圣人原意,是达到圣人境界的有效途径。陆九渊则认为,所谓道德问题产生于每个人自身的良心,只要每个人发现并坚持自己的良心,也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他认为自己的办法是简捷易行的,而朱熹的办法不好,因为圣人的经典说法本身就支离破碎、互相矛盾,再加上学习者各自理解的又各不一样,因为实际上都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那么,难保没有小人借圣人之言行小人之实。所以他说“易简功夫终究在,支离事业竟浮沉。”而朱熹在后来也承认过陆九渊说得有道理,而且他也说过,达到圣人境界的首要功夫是要心里真有敬仰之意,读书是第二位的。这已经和陆九渊没什么差别了。

六年以后,朱熹任南康军知军,重修白鹿洞书院,又请陆九渊前来讲学,陆九渊口才极好,做了极富激情的演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听者近千人,其中有人被感动得落泪。陆九渊坚持他自己的学术观点,不立文字,被朱熹批评为近于佛家禅学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但朱熹对陆九渊的这次讲演十分钦佩,竟指示门人将其记录下来,刻石为铭,存在白鹿洞书院。

中国的学问,本来就不是什么“求真”的科学之法,而是“求善”的修身之术,朱、陆二人的分歧只是在修养方法上的技术性差异,而且,后来朱熹实际上也接受了陆九渊的观点,他们都是认为做学问的目的就是要做圣贤的,不是去认识宇宙真相的,这种立场和思维方式使他们弄不出西方康德和休漠那类的哲学认识论来,只能弄出激励同道砥砺名节、崇尚圣贤人格的道德热忱。这不是坏事,道德和科学同样重要,没有这种圣贤人格做支撑,中华文明就建立不起来。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应珍惜这一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源,犯不上为了眼前“现代化”的需要,出于论证“我们祖上也有”的心态,来曲解朱、陆二人的学说,那样,既违背了求真求实的西方科学精神,又丢弃了求学为养成圣贤人格的中国传统,两头不得好。

 

真正和朱熹在思想性质上存在重大分歧的不是陆九渊,而是陈亮。

陈亮也是通过吕祖谦的引见认识朱熹的,只可惜,吕祖谦在世时,没有机会把两个人弄到一起坐一坐。在吕祖谦谢世后的第二年,即1182年,朱熹担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的职务(相当于中央派往浙江省的财政特派员),到了浙江,视查衢州和婺州时,陈亮赶到衢婺之交的地方,拜访了朱熹,两人盘桓了十数日,交流得较深入。这次会面,使得两个人对彼此的印象都有改善,朱熹发现陈亮不只是一个尚气任侠、纵情酒色的性情中人,还是一个学问渊博、见识深刻的学者,是可以和他讨论问题的;陈亮也发现朱熹也不是传说中的那种只会死读书、空谈性命道理之学的腐儒,也有收复失地的一腔热情,两个人因之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友谊。但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个人内在的思想分歧也日益明显地凸显出来,两个人进行了多次通信论辩,这场论战被后人称为“王霸义利”之辩,用今天的哲学术语说,就是功利主义与道德中心主义的论战。朱熹是极端原教旨主义的道德中心论者,他认为人追求的最高目标应是完全出于公正的道德标准,不能出于满足个人目的的私欲。为此,他杜撰的完美的圣贤形象就是传说中的尧、舜、禹三王,认为只有这些人才真正做到了“存天理、灭人欲”。陈亮则认为,只要在治国安邦方面真正做出了实事,这样的人就能称为有德君子,至于这个成功者的个人动机是什么,既无法考察,也没必要考察,事办成功了就是有德君子。他觉得尧、舜、禹的故事全是传说,谁知道真人是怎么回事儿,人们真正熟知的汉高祖、唐太宗,才算是真正有德、有功之人了。朱熹则认为像汉高祖、唐太宗这种人,根本算不上有德君子,汉高祖还有一部分为天下考虑的意思,唐太宗则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欲,根本没什么天理。他总结陈亮的思想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且对陈亮的一些放浪荒唐行为有所不满,规劝他要做个“醇儒”。当陈亮因为酒后荒唐入狱时,朱熹认为是罪有应得,规劝他应趁此机会改过自新。陈亮对朱熹对他个人荒唐行为的批评还是接受的,不以为忤,但对朱熹的道德中心主义思想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多次写信与之辩论。他承认在下苦功夫做学问、严格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自律等方面,自己确实是不如朱熹这类“醇儒”,但在以堂堂正正的态度推崇流芳千古的功业方面,自己是有长处的。(原话是:“研究义理之精微,辩析古今之异同,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观而出没,推倒一时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他讽刺朱熹学说的实际后果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两张皮,即嘴里说着忠孝仁爱的“王道”,实际上也只能是打仗杀人的“霸道”,你们才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自己的学说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如唐太宗,既然已成就了一番英雄事业,他的那些小过错就可以忽略不计,王道、霸道其实是一回事。争论的结果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陈亮的一位朋友陈傅良对这场争论有个总结,点出了两者思想分歧的实质。他说陈亮的观点是:事情只要做成功了,自然就是有德、有理;朱熹的观点是:把事办成功了和有德有理是两回事儿。汉高祖、唐太宗虽然成就了汉、唐盛世功业,但其行为在道德性质上和盗贼差不多。陈傅良不关心两人前提是否与事实相符,只是从逻辑上推理两种理论的后果:按陈亮的理论原则,很能出现完全没有道德敬畏心理的皇帝;按朱熹的理论原则,则大臣们很可能借口皇帝行为不够道德,而起废立之心,所以,都可能产生“骄君乱臣”之弊。自然,对这个评论,陈亮和朱熹又都不能接受。

我们之所以说朱熹、陈亮的这场争论更能反映出中国人思想本质上的分歧,是因为双方确实在涉及中国学问的核心观念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做一个贤良有德的君子,一直是中国做学问的人共同认可的一个理想。而陈亮将“有功即有德”作为最高原则,在逻辑上,确实有可能将“道德”完全逐出实际的行为领域,造成“只问后果,不计手段”的反道德主义倾向,说极端些,就没有道德的独立价值了,胜利者就是道德君子,失败者就是卑劣小人。可按朱熹的原教旨主义式的道德要求,事实上是没人能做到的,朱熹本人也找不出实际的例子,只好虚构一个“圣贤”三王故事(这种编造本身也是不道德的行为,至少违背了儒家的“诚”“信”原则)。这种争论断然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在本质上,这是人类自身功利天性和道德天性的冲突,二者都不能完全消失,只是时而此强时而彼强地维持着人类社会的平衡。

如今已是800多年过去了,这么长时间的历史已经足以证明他们各自学说的价值了。陈亮的学说更具真理性,因为它更符合真实的人性,更能激发起人们英勇无畏、奋然进取、开拓务实的精神,而且与近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又有相通之处,按清末民初时先进人士的说法,陈亮的学说是堂堂正正的“天理”,而朱熹的学说倒是虚伪的“人欲”了。当然,功利主义学说是可以为某些为个人的不顾公共道德的行为提供开脱和借口,但道德这个东西的确如陆九渊所说的那样,是每个人内心中先天的东西,讲不讲道德要看他心里有没有这个东西,而不在于它学习过什么学说。顺便说一下,在关于具体人物的评价上,对于汉高祖、唐太宗之人,我是赞同陈亮观点的,如果能定四海、安万民、扬国威于环宇之中者都不算“有德君子”,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什么真的“有德君子”了。

朱熹的学说虽然反映了人类道德存在的合理性,但不仅太过极端,而且确实如陆九渊所批评的那样:用“读书”这种外在的形式来解决“良心”这类内在的问题,结果真造就出一代又一代的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平心而论,朱熹的学说自南宋以后,对中国历史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对这个民族的衰败和糜烂,起着不可推卸的作用。时至今日,种种类似的学说还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

陆九渊的学说很有洞察力,为后世王阳明发扬光大,泛滥为所谓“心学”。但必须记住,陆九渊本人只是阐明了道德源于个人良心这个真理。人只需凭良心办事即可,没想弄出个什么“这学那学”的。无论何时,如果试图以“这学那学”去解决人的良心问题,也就一定会流于虚伪,也变成“朱子之学”了。陆学不是“学”,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一个人即便不识字,也不妨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道德的人。当然,反命题不成立:为了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就不必去读书了。

简言之,陈亮、陆九渊的观点即便在现代,也很有价值,而朱熹的观点流弊太多,值得深入批判。

尽管存在着如此深刻的思想分歧,陈亮对朱熹还是始终保持着对一位学术长者的尊重,逢年过寿,总要给朱熹备上一份礼品,以尽心意。相比之下,朱熹对陈亮有些不太客气,陈亮新居落成,请朱熹给题几个字,求了几次,朱熹都没答应。

其实论起个人品德,朱熹这位道德中心论者,在某些方面要比陈亮这位功利主义者要世故得多。他心眼较偏狭,遇见名气比自己大的学者就要挑一挑别人的毛病。在人际交往上,他也是挑有用、有地位的人交往。他和吕祖谦、张栻的私人关系最好,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是世家子弟,在朝野之中根基深厚,他要借重他们的人脉声望,所以,对这二位的学说没提什么意见。可是,等张栻死了,对他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了,他又吹毛求疵地提出了张栻学说的几个不是毛病的“毛病”,意图是说张栻的“湖湘之学”不如他的“闽学”,以收编“湖湘学派”的弟子。

陈亮是个性格磊落的人,他本人确实做到了义利合一,他的思想和浙江学者叶适的功利主义较为接近,又被称为浙东学派。当代在研究为什么浙江人善于经商并创造出最有活力的民营经济时,有人就提出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强调务实经世,为“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这一当代浙江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从学理渊源上看,被朱熹称为“离经叛道”的陈亮倒是更接近正宗的儒家思想,他把孔子、孟子提倡的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并追求适度的个人享受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致。而号称“醇儒”的朱熹却是真正远离孔子、孟子的精神,他实际上是用了佛家的禁欲主义改造了儒学,所以,后人称朱熹的儒学为“新儒学”。孔孟的积极入世、进取事功、个人享乐的正宗儒家哲学,被朱熹改造成抑制个人欲望、追求忠孝、仁爱等难以实施的道德教条。后世的皇帝正是看上了朱子学说的这一点才将其定为官方哲学的,道理很简单:大臣们都“存天理,灭人欲”了,皇帝的位置也就安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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